谁的奋斗不带伤

谁的奋斗不带伤第4章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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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8月16日晚上，对我来说，是人生的重要拐点。就在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大胆叛逆、惊世骇俗之举——和川“私奔”。

迄今还清晰地记得，在那个闷热的夏夜，我背着14本日记奔，和用化肥袋装着的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悄然离开我生活了6年的家。在我和妹妹一起住的小屋里，妹妹隐忍地小声地哭着，她答应我在天亮之前一定不向父母告密。天亮之后，我坐的火车估计已经离开安徽省了。

那时，从芜湖到上海每天只有一班过路列车，凌晨5点到达芜湖，只匆匆停留几分钟，便继续前行，终点站是上海。为了“避人耳目”，我和川选择了深夜离家，他先用自行车载着我和我的行李，将我送到了火车站。然后他又骑车返回去取他的行李，再由他的弟弟骑车送他到火车站。这一来一回，需要两三个小时。

当我坐在川的自行车上，手里抱着化肥袋行囊，一路颠簸着奔向火车站时，我的心情难过多于激动，泪水不自禁地迎风而落——我想着天亮时，还挂着胆汁袋的母亲找不到我，该是怎样的悲伤；继父的大嗓门一定会把我的“私奔”丑闻在小荆山宣传得沸沸扬扬。可我除了一路洒下心情复杂的泪水外，已经顾不上父母的反应了。事已至此，我只能义无返顾，奔向我渺茫而不可知的未来。至于未来是什么模样，我无从揣测。我的出逃就是在向命运挑战，向世俗挑战。

那天晚上，尽管要坐八个小时的火车，我那天依然很“隆重”地穿上了最体面的衣服——一件黑白细格相间的裙子，上身是一件白的确良短袖衬衫。这是我最钟爱的一件衣服，飘带领，泡泡袖，是我16岁的时候让裁缝按照我的设计做的，样式非常好看。唯一的美中不足是，衬衫的左肩上有个三角形的补丁，那是我有一次扛铁叉时挂破的。这件衬衫我已经穿了三年，被洗得薄如蝉翼似的，但依然算是我最好的一件衣服。脚上穿的，是一双走路“咔咔”作响的塑料底“皮鞋”，那也是一年前，母亲花3.5元钱给我买的。

当我坐在昏暗而空荡荡的火车站候车室的时候，才有了一种冲出“囚笼”的感觉。明天，迎接我的就将是另一个世界了。上海，会以怎样的姿态接纳我？我在那里能够找到一小片立足之地吗？

夜深了，倦意开始袭来，眼皮开始发粘，但我不敢睡觉，我抱着不值钱的行李，紧张而孤独地坐在面朝大门的长椅上，等待川回家取了行李过来。我一边努力睁大眼睛抵抗睡意，一边想：如果他不回来了，我该怎么办？这一刻，我终于惊觉：今天晚上的决定和行为，已经把自己和川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我和他的命运，从今往后会拴在一起吗？他会是我的依靠吗？

两个多小时后，川终于满头大汗地提着一只行李箱来到了候车室。一看到他，我心头一宽，紧张的心情终于松懈了下来。等他在我身边坐下，我才忍不住问了他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你爸妈同意你带我去上海吗？”他憨憨地笑了笑：“他们是求之不得的。不过，他们也跟我说过，说让我要想好了，我把你带出去，就要对得起你。”

“你是怎么想的呢？”我追问他。他低头想了想，才谨慎地告诉我：“我现在最大的目的就是帮你家脱离困境，至于以后……顺其自然吧。”

“你还想当和尚吗？”我跟他开玩笑。他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你还记得这个啊？我一说要当和尚，我妈就骂我没出息，不孝顺。其实我也是看到我妈跟我爸爸到一起就吵架、还经常拿小孩出气才有这个想法的。我总觉得，与其成立一个没有温暖的家庭，还不如不要，对谁都没好处，对孩子更没好处。”

他的话让我想起我的家，我妈和继父几乎没有一天不吵架，但我想到的不是独身当尼姑，却是更为渴望一个温暖平静的家，这就是我和他在家庭观念上的区别。这个区别，最后直接导致了我们感情上的分歧。当然，这是后话。

夜越来越深，我们都越来越困，我和川轮流着打盹和看行李，等待黎明、等待火车的来临。

早晨5点，我们终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我们只买到了一个座位票，一个是站票，我俩只好轮流着坐。花19元买了火车票后，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了5元钱。漫长的旅途中，当火车上的其他旅客在啃着苹果、吃着五香蛋，或打开香喷喷的餐盒时，我和川只能用开水冲下一片片又干又没滋味的苏打饼干。这还是我妈住院时别人送的，妈妈不爱吃，妹妹拿来当了零食，但妹妹最后又塞给我路上充饥。这半斤苏打饼干，也成了我人生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有些新奇，也有些焦灼：火车怎么开得这么慢呢？何时才能到达上海啊？窗外的风景稍纵即逝，想着离家越来越远，沉重的心情逐渐变得轻松起来。我甚是开始憧憬到达上海后，会面临怎样一种未知的生活？

傍晚时分，列车终于在我的激动不安和迫不及待中抵达上海，夜幕下的上海有种我从未见过的神秘莫测的高贵气势，那些璀璨夺目的灯光、令人畏惧的高楼大厦和马路上如狼似虎的汽车，无一不以高高在上、自我感觉良好的姿态与我擦肩而过。这是个我心目中的天堂，这里的所有人、房子、汽车、甚至树木都让我感到敬畏，它们是如此强大，让我越发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与卑微。我像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不速之客，冒失地闯进了这片原本不属于我的乐园。

川带着我转了三四次公交车，公交车上满耳都是我听不懂的吴侬软语，陌生的人们个个都衣冠楚楚，目不斜视，显示出一种旁若无人的尊贵。我和川提着寒碜的行李，窘迫而谦卑地站在他们中间，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我下意识地看看我的左肩，那里有一块三角形的补丁。好在是夜晚，没人会注意。但我依然感到那块补丁像打在我脸上一样，让我脸红心跳，让我不好意思。陌生而高贵的大上海，让我感到了无以名状的自卑。

在宝山区月浦镇下车后，川一手提着一个行李，带我走进了宝钢的大门。昏黄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夜晚的宝钢宁静安详，宽阔的马路两边种满各种花卉。川不无得意地告诉我：“宝钢是全国闻名的花园工厂，明天早上起来，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绿树和鲜花。”

到达川的宿舍时已经晚上9点，他的宿舍里空无一人，宿舍里挂着四顶蚊帐，他说他的三个同屋一定是在电视房里看电视吧。那时正是食堂里卖夜宵的时间，川放下行李，立即拿了两个搪瓷盆子，从开水瓶里倒出热水烫了烫，跑去食堂买来两碗肉丝面。那碗到上海后吃的第一顿面条，成了我记忆中最美味最难忘的佳肴。我一根一根地挑着面条吃，舍不得一口吞下。至今，我固执地以为，没有哪一种饭菜，及得上那一碗肉丝面。那一碗肉丝面的香味，在我后来的日子里一直萦绕不去。

在吃面的时候，我忽然有种失真的梦幻感觉——昨夜，我还在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而今夜，却已身处高贵繁华的大上海，时空变幻，世事无常。我这一步，是对还是错？我将面临怎样的人生？

第一晚，我在川的安排下，住进了他宿舍后面的一间女生宿舍。那屋里住着三个女孩，另外有一张空床，听说那个女孩回家探亲去了。于是我就在那张单人床上度过了在上海的第一个夜晚。浅意识的睡眠中，始终摇晃着母亲伤心欲绝的泪眼和继父暴跳如雷的怒骂。我一定在梦中又哭又喊了的，要不，第二天一早起来，宿舍里那个四川女孩不会那样问我：“你夜里做噩梦了吧？又哭又喊的……”

第二天早晨，我是在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歌声中醒来的，那是宿舍区的喇叭在催促人们起床。宿舍区开始嘈杂起来。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清晨，陌生的空气中有种鲜亮的色彩，让我感到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

我梳洗完毕来到川的宿舍时，他的三个同屋奇怪地看着我，川笑着介绍：“这是我的老乡，想在上海找份工作，以后你们大家多帮忙。”他的同屋意味深长地笑笑，笑得我和川的脸都红了。

44

虽然到了上海，但我的人生并没有立即物换星移。

来了之后才知道，工作并不像川在家里说的那么好找，我理想的工作是能进工厂打工，比如服装厂、制鞋厂等等。他托了许多在材料处工作的上海人帮我找，可一天又一天过去，工作的希望十分渺茫。偶尔，我也从《新民晚报》上看到一些招聘广告，但招聘单位不是要求熟手，就是要求高中毕业。这让我感到无比沮丧——只有小学学历的我，要想在上海找一份像样的工作，也许是天方夜谭吧！周末，川也骑车带我出去转悠，专门找马路边的小餐馆进去“毛遂自荐”，但收效甚微，似乎没有一家餐馆的老板会要一个来路不明、盲目冒失的自荐者。

有一天，川的木工师傅好不容易帮我打听到宝山有个地方需要铲煤工人。我立即就想去试试，在家连石头都砸过了，铲煤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了。但川坚决不让我去，说那是男人干的活，他不愿让我刚离开“石窟”又掉进煤坑。

更雪上加霜的是，家里还一封接一封地寄来“讨债信”。其实，我到上海第三天，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一是向妹妹打探我离家出走后父母的情绪变化，尤其是继父，有没有气急败坏地四处宣扬我的“私奔”；二是安抚父母，我在信中向他们保证：我上班后的所有工资都会寄给家里。妹妹的回信很快就来了，她告诉我：自从我走后，继父倒没有我预料中的大发雷霆，反而逢人便说，大女儿去江苏打工了。只是母亲，天天躺在床上抹泪。

我心里不由松了一口气。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父母其实是知道我要和川“私奔”的，只是他们选择了“视而不见”，“默许”了我们的“私奔”。也许，潜意识里，他们也觉得我去上海打拼是当时最好的选择。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也许更希望我和川能够在一起，既然川愿意带我出走，他们也就乐得“顺水推舟”了吧！

然而，当务之急，还是要帮家里还债。接到我家的催款信后，川二话不说，立即取出自己所有的积蓄——三百元，给我家寄了过去。我很内疚，也很感动。他原本可以过得非常轻松惬意的，却被我连累拽进了生活的困境。他像个上帝派来的勇士，义无反顾地托起了我那风雨飘摇的沉重的家。他是我生命中出现的第一双援救之手，是他将我拉出了血泪合流的苦难岁月，拉出了暗无天日的少年时光。如果不是他，我的人生也许会阴暗得无法想象。

贫穷，让我们过早地开始了相濡以沫。那时我十九岁，他二十二岁。

川给我家寄钱之后，家里的催款信依旧不停地飞来，要钱还高利贷。川把那个月刚发的工资一分不少全寄给了我家，又找同事东挪西借了一点，还是不够。他把自己才买的40块钱菜票卖给了同事，又把单位发的两箱苹果和梨也卖了，总算凑齐了钱，给我家寄了回去。

整个9月，我和他全靠白水面条和馒头果腹，最奢侈的是买了几包涪陵榨菜。川最不喜欢吃面食，那个月吃得他面黄肌瘦，他喜欢锻炼身体。吃到后来，他连40公斤的杠铃都举不起来了。我十分内疚。

好容易挨到下个月，川发工资了，先还了别人一部分。我们终于吃上了食堂的炒青菜，但就是一份炒青菜，我们也推来让去，谁都不愿多吃一口。我说我喜欢喝菜汤，所以我总是抢着把菜汤倒进饭碗，三两下就吃完了一碗饭。后来，他打来饭菜，总要先将菜一分为二，不许我少吃。食堂的米饭总是很糙，青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我们依然嚼得很香，像是品位世界上最美味的佳肴。

我最感内疚的是，我不仅把他拉进了经济窘境，还给他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为不好的影响。那时候，虽然我暂住在女生宿舍里，但也是违规的，因为川的单位有规定，宿舍区里不准住非职工。保卫科科长已经警告过川好几次了。

实在没办法，川便把我藏到了他的木工房里，好在是夏天，在地上铺张草席，点一支蚊香，他把我反锁在木工房里，这样我就能安稳地睡一夜。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到外面溜一圈，等到别人上班时，再从大门口堂皇地进来，给人造成我在外面住的假象。

但每天睡在地上也不是办法。川在木工房周围转来转去，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木工房旁边有个四五平米的小房子，以前是堆放杂物的，川悄悄地把杂物清理了出来，然后用废气的木板钉了一个简易的床架，上面铺上席子，挂上蚊帐，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卧室”。因为小屋非常闷热，川又给我买了一台小鸿运扇，放在床头。每天晚上，川悄悄送我过来睡觉，我进屋后，他就从外面把门反锁上，他再回宿舍去。他走之前总会一再叮嘱我：不管外面多么闹腾，你也别出声，没事的。而我在小屋里也尽量不开灯，因为别人会从门缝里看到灯光。现在想来，这样的居住环境真是简陋艰苦到了极点，但却让我感觉无比安全和温馨。

但也有惊险万分的时候。一天夜里十二点多钟，宿舍区已经一片沉寂。保卫科突击查夜，得到消息的川飞快地跑到木工房，打开我的小屋门，拉着我穿过木工房后面的杂草丛，爬过围墙，跑到不远的江边，好歹躲过了这次“浩劫”——如果被查到私自带着非职工在宿舍区过夜，是要被狠狠罚款的。站在江堤上，我们还是能远远地听到宿舍区传来吵闹声，大概有人被抓住了。惊魂未定的我对川说：“我还是出去租房子住吧，住在这里太不方便了。”川用惯有的慢吞吞的语调说：“还是等你找到工作再说吧，你一个人住外面我也不放心。”

他依旧牵着我的手，掌心温热。此时此刻，他就是我的救世主。我情不自禁地靠向他，倚在他宽阔的肩膀上。多希望，这一刻，就此地老天荒……

川不善言辞，但十分善良。他生性随和，随遇而安，无欲无求，安于现状，他每天上班八小时。下午下班后，他总要在木工房锻炼两个小时的身体，他自制了一些简易的哑铃和杠铃。因为那时候还没钱去健美俱乐部，而那时的健身理念好像也没如今这般深入人心。他每天早上还要去跑步，坚持不懈，除非下很大的雨。如果下雨，他就去木工房跳绳。他还告诉我什么叫有氧运动，什么叫无氧运动，他也建议我跟他一起锻炼身体。但是，非常汗颜——我缺少他的坚韧意志。

也就是在材料处“蜗居”的那段日子，我才真正了解到什么叫“大锅饭”。川那时的工作非常清闲，有活了就忙一阵，没活了，就每天无所事事地混时间。而他们单位的人，也许因为是后勤部门，在我看来都十分清闲。那些坐办公室的干部，每天早晨都坐着班车来上班，中午下班了去食堂吃饭，然后休息两个小时，下午下班后再坐着班车回家。单位有浴室，晚上也供应晚餐，住在外面的员工也可以在单位吃过饭、洗过澡再回家。晚上九点半，食堂还为住在宿舍区的单身职工供应夜宵。白天上班时，女职工打毛衣，男人喝茶、看报纸，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他们单位的福利非常好，每个月都会发水果、毛巾、香皂、洗发水甚至卫生纸，凡是生活用品一样不少。这样的好单位，好工作，令我羡慕不已。

在材料处，我一度非常羡慕一个叫殷燕的上海女孩，听川说，她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材料处不久。殷燕长得不算漂亮，一口四环素牙，但皮肤白皙，身材高挑，她走路时高傲得像一只丹顶鹤，昂首挺胸，目不斜视，步子直成一条线。她的办公室在川的宿舍左侧那一排，她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川的宿舍门口。最让我受刺激的并非她的高傲，而是她有好多裙子啊！我刻意地帮她数过，整整一个星期，她没穿重样的裙子！那一周，她每天换一套裙子，连衣裙、长裙、短裙不一而足，让人眼花缭乱。并且，她的裙子大都是那种很飘逸的绵绸面料，上面有大朵大朵的彩色花卉，有的做成百褶裙，有的是大摆的太阳裙，长及脚踝，显得人的身材修长而飘逸，加上一双高跟鞋，简直美极了。此后好长一段时间，能拥有一条绵绸面料的花裙子，成了我的梦想。

而我，只有两套衣服换洗，并且最喜欢的那件衬衫的肩膀上还有一块补丁。这让我无比自卑。而殷燕每天上班时，似乎故意要让我看到她的漂亮裙子（也许是心理作用），总是妖娆地从川的宿舍门口招摇而过。如果有人喊她，她会从很远处就传来响亮的笑声，然后像一只燕子一样飞过来，漂亮的花裙子像一片彩云，翩翩飞舞。殷燕的裙子，是我在材料处见到的最漂亮的风景。每次看到殷燕从远处走过来，我就会闪进屋内，避免和她打照面，避免被她看见我一成不变的旧衣服，以及肩膀上的那块补丁。一度，我固执地认为：上海人是世界上最会打扮的人，他们了解时尚潮流，他们有着骄傲的资本。而我们这些来自乡下的孩子，唯有藏起羡慕的眼神，自卑而隐秘地做着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在材料处的那些日子，除了殷燕的花裙子，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每天早晨的音乐广播。在收发室负责广播和收发信件的是一个来自湖南的小伙子，叫小龚，和川是好朋友。他每天早晨负责播放广播，叫醒宿舍区沉睡中的单身汉们。那时候，小龚每天早晨播放的就是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并且反复地播放，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偏执地喜欢这首歌。不过，听过一遍之后，我也莫名地喜欢上了。以后每当听到这首歌，就让我身临其境地回到了材料处，回到了那段初到上海的日子……

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

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

像个孩子似的神情忘不掉

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

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

偶尔偶而是不是也感觉有些老

像个大人般的恋爱

有时心情遭

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过得比我好

什么事都难不倒

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过得比我好

什么事都难不倒

一直到老

……

这首歌的歌词实在值得人回味，不论过去多少年，都不会失去最初听到它时的感动心情。而钟镇涛略显沙哑的嗓音，更平添一股沧桑，让听过他歌唱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去体会他唱这首歌时的心情。偶尔，我会在这首歌里想起很多人很多事。比如那些我曾爱过、和曾爱过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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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缓解我找不到工作的郁闷，偶尔，川便推着他那辆花20元买来的二手自行车，教我骑。在宝钢宽阔的柏油马路上，我不知摔了多少跤之后，终于稳稳地骑上了自行车。川说，会骑车，也许会容易找工作一些。

偶尔，川也会骑车带我月浦镇玩儿。宝钢实在太大了，从他的宿舍骑车出厂区，也得十五分钟左右。第一次我们骑车出去时没留意，被交警捉住，罚了五块钱。从那之后，我总是在距离路口很远的时候就下车步行，他骑过路口之后，再等我。等看不到交警后，我就“噌”地坐上车子，他就飞快地骑出去。坐在他的车后，依靠着他结实的后背，仿佛依靠着一座山峰。因为常练健美的缘故，他的身材非常匀称好看，腰细膀阔，胳膊上的肌肉如鹅蛋般隆起。“如果能这样依靠一辈子就好了。”每次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我都会涌起这样的幸福憧憬。

在材料处的那段日子，最幸福的莫过于和川在一起，随着我们相处时间的增多，他的“独身主义”信念，也慢慢开始动摇。

川在单位里有几个为数不多的好友——洗澡堂守门人老王，收发室的小龚，还有室友小张。每月发工资后，川总是会去镇上买点菜，回来我们用电炉在宿舍里自己做，我一般都会做一个最拿手的雪里蕻烧仔鸡，再做几个蔬菜，满满的几大盆，然后喊来老王、小龚和小张一起喝酒吃菜。王叔叔非常喜欢吃我做的雪里蕻烧鸡，每次他都会带来一瓶二锅头，自斟自饮。王叔叔总喜欢拿我和川开玩笑：“看你这个女朋友，多能干，你要珍惜哦！”

小龚和小张也和我们打趣，问什么时候可以吃到我们的喜糖。而川总是看看我，然后很憨厚地笑笑，什么也不说。当然，他也从来没有否认过我是他的“女朋友”。他仿佛一块原先冰冷而顽固的石头，我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去温暖他，感化他，等待他带着滚烫的心来接受我。

在我还没找到工作的焦虑中，川给了我许多意想不到的快乐，他不善言辞，更不会说甜言蜜语，但从他的一言一行之间，我发现他真的在慢慢改变着，变得像个“男朋友”了。有一次，川找他的同事借了一部相机，帮我在江边拍了很多照片。那次是阴天，后来冲出来的相片一片灰色，不过我依然觉得很美，那也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照这么多照片，我挑选了几张不错的寄给了家里。

我们的爱情，就像路边的蒲公英，朴素而自然地成长着。唯一的遗憾是，川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甜言蜜语，也不会花前月下，他天生情商很低，而我却是个满脑子幻想的浪漫主义者，这也注定了我们的爱情永远不会合拍。

在材料处的日子里，最让我感到快乐的，除了和川在一起，就是可以读到很多书。材料处有一个电视房和一个阅览室，都属于一个姓刘的师傅管理，刘师傅平时比较严肃，喜欢根据自己的心情来决定开电视房和阅览室的时间，因此惹恼了很多住在材料处的单身职工。但奇怪的是，他每次看到我，总是笑嘻嘻的。他知道我喜欢看书，只要我去借，他一般都会给三分薄面，虽然我不是材料处的职工。也就在材料处的阅览室里，我读到了《萌芽》、《十月》、《作家》、《小说选刊》等纯文学杂志，这些杂志又勾起了我的文学梦。所以，在没找到工作的那几个月里，我一边如饥似渴地读各种书籍，一边写着不断被退稿的散文和诗歌。

在煎熬般的一个多月等待后，川的一个朋友终于将我介绍到月浦公园旁边的一家小餐馆做服务员，老板夫妇是上海人。老板说，试用一个星期，没有工资，试用期过后，如录用，才付给工资，每月70元，包吃两顿，但不包住。尽管如此，我已经开心不已，心想，我无论如何也要将这份工作坚持下去。面试时，老板问我什么学历，我硬着头皮说了高中。老板问我要毕业证看，我说忘记带了，于是把身份证压给了老板。那天，川陪我去面试的，老板当天就让我留下来试用。我和川都很高兴，没想到这么顺利。

这家餐馆只有五六张四人座的小桌子，生意不太好，老板是一对中年夫妇，两口子每天都守在店里，平时就做一些早点和凉菜，如有客人要吃正餐，也炒菜，我是唯一的服务员。上班第一天，老板夫妇轮番对我问长问短，我有问必答，但不敢多话，手脚也不敢停下来。即使没活儿干了，也不敢坐着，而是站在门口，看到有人经过，就按照老板娘嘱咐的吆喝一声：“吃饭吗？这里有可口的小菜……”一开始，我不敢大声吆喝，有点羞涩，还有点自卑。老板娘一直冷冷地站在店里看着我，不时地冲我叫一声：“你声音能不能大一点？你这样像蚊子一样哼哼，人家怎么听得见？”说得我十分难堪，之后看到有人从门口经过，我只好硬着头皮招呼：“吃饭吗？进来看看吧，这里有可口的小菜……”如此喊了一天，胆子也大了，第二天就自然多了。万事开头难。

我是店里唯一的服务员，自然，扫地、洗碗、抹桌子、择菜、洗菜等活儿都由我包了，一天十个小时站下来，也够累的。但我想着：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一定要坚持下去，挺过一周试用期，下周就可以算工资了——拿工资，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前五天我都做得十分顺利，老板还夸我手脚勤快。但第六天，我的一次“失误”导致我被炒了鱿鱼。

那天中午，有个人来买一斤油炸花生米。老板娘让我去称。我就去称了，然后收了钱，客人提着花生米走了。我去把卖花生米的两块钱递给老板娘的时候，她问我：“人家买了多少花生米？”我说一斤。老板娘不高兴地说：“秤尾巴翘得那么高，何止一斤？像你这样做生意，我的小店不赔光了？”我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老板娘不再理我，转过身，用上海话和老板嘀嘀咕咕起来，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我知道，他们肯定是在议论我。当天晚上下班时，老板娘便告诉我：“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失去了第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无比沮丧，不仅自己感觉没面子，也感觉非常对不起川帮我找工作的辛苦。川却不以为意，他反而安慰我：“我看那家餐馆因为生意不好，所以老板就有意找免费的帮工，干一个星期就换人，反正又不用付工资，要不然他们怎么连一个固定的服务员都没有？别着急，会找到合适的工作的。”

之后，他继续帮我四处打听工作情况。但我实在闲不下去了，决定主动出击，上门毛遂自荐去。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推着自行车，沿着月罗路往北一路走去，这条路边上，有很多小餐馆。因为毗邻宝钢厂区，加上建设上海的需要，来上海做建筑的江苏籍民工比较多，所以这些小餐馆的生意还比较红火。我们只要看到餐馆，就推门进去，问是否需要服务员，我们连续进了好几家餐馆，老板都面无表情地说我们不要。从餐馆出来的时候，我的心情说不出的沮丧和失望。如果不是川陪在身边，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勇气继续推开下一家餐馆的玻璃门。现在想来，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或是怎样的坎坷，身边有一个人默默地陪着你，就是一种动力和鼓励。

在路上，我很灰心地问川：“如果我一直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他很认真地说：“这不可能的，肯定会找到的。”我很固执：“万一就是找不到呢？”他憨憨地说：“你放心，即使你一辈子找不到工作，还有我呢，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饿着你。”其实，潜意识里，我最想听到的就是这句话。恋爱中的女孩其实很傻，哪怕男孩的一句空头承诺，也能让她心花怒放。

好在，这天我们没有白跑，在宝钢三号门附近，终于有一家名叫“阿亮饭店”的小餐馆录用了我。餐馆包吃包住，每月给我80元工钱。尽管当着老板夫妇的面，我依然掩饰不住的欣喜——80元啊，是我在家乡需要砸近100吨石头、在破碎机上拉两个月翻斗车才能换来的。

第二天，我兴高采烈地带着换洗衣服、坐着川的自行车来到小餐馆报到。老板夫妇是江苏海门人，在上海开小餐馆多年，平时，老板娘掌勺，老板收钱，另有一个叫阿红的女孩配菜，之前有个小工刚刚被辞退，我正好作为替补。

川在临走前，一个劲叮嘱我：“帮人干活，小心着点，如果有什么委屈，就去找我。”我使劲点着头。老板娘笑嘻嘻地对他说：“放心吧，我们餐馆不大，也不会很累，她晚上就和阿红住一起，我们给她们租的房子就在这附近，走路十分钟就到。”川骑上车走了。看着他的背影，忽然，一种孤独和恐惧感油然而生——从此我将单打独斗了，我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和事，我能独自面对这一切吗？可是，人这一生，总是有些旅途，必须是独自行走的，无论天多暗，路多远，谁也无法代替你去完成。

46

开始上班了，我把这份工作看得极为重要和神圣。我天真地想：只要老板不撵我走，我就要一直在这里干下去！我暗自对着天空长舒一口气：上海啊，我像一枚针，终于扎进了你的土壤。

上班第一天，我按照老板阿亮的吩咐，五点钟起床，然后骑上自行车去月浦镇的一家面店买三十斤挂面。三十斤面条压得我的自行车直晃荡，我上了两回自行车，两回都掉了下来，因为我从来没有骑车带过东西。我泄气了，干脆推着车一路走了回去。没料到，一回饭店，迎面就见老板大发雷霆，因为我回来迟了，影响到店里做早餐生意。我战战兢兢地将面条搬进厨房，另一个服务员阿红刚刚从我们合住的租房里拎着空开水瓶慢悠悠地走过来，我觉得不公平，但我没敢吭声，我必须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要努力表现我除了不太会骑自行车之外，我心灵手巧，并不笨拙。

六点半左右，就有民工来吃早餐了，老板娘站在灶台边教我如何下面条，教我放味精和盐，叫我如何根据民工的口味需要，放不同的浇头。一个早晨过去，我已经学会有条不紊地同时下好几碗面条了。到了上午九点，基本上没人来吃早餐了，我们才自己下一碗面条，作为早餐。老板娘吃大排面，老板吃三鲜面，阿红也吃大排面，而我，什么浇头都没敢放，就夹了一筷子咸菜。

吃完早餐，就开始准备中午的饭菜了。已经在这家饭店做了两年的阿红只干切菜配菜的活儿。剩下的择菜、洗菜、传菜、洗碗等都是我的活儿。老板娘是主厨，老板是账房先生兼点菜。其它菜都好洗，唯有肥肠，让我恶心不已。老板教我，先用盐巴使劲搓洗一遍肥肠，然后再一根根反过来清洗，并把里面的息肉刮掉。然后再放在锅里用开水焯一下，开水焯过的肥肠臭气熏天，头发和衣服上都充满那些挥之不去的怪味。但我还得嗅着那些恶心的气味将肥肠从锅里倒进水池，再一根根翻洗……做过两次之后，我也习惯了这种味道，一个在餐馆做服务员的，还能讲究什么呢？

我们的中餐往往要到下午两点半左右才吃，此时店里已经没什么客人，而我早已经饿得头昏眼花，早上的那碗面条早在脚不点地的穿梭中消耗掉了。老板娘炒了一盘毛豆炒咸菜，一盘青菜，一碗丝瓜蛋汤，这就是我们四个人的中餐。我很少去夹那些菜，既觉得不好意思，又觉得菜太少了，大家不够吃。我只能多吃饭，可盛饭的饭碗很小，几口就扒拉光了。没想到，当我去厨房盛出第二碗饭的时候，老板娘发话了：“小赵，你的饭量不小啊！”我一怔，脸立马就红了。

我尴尬而默默地扒拉下了那碗白饭。从那之后，我在老板的店里每顿只吃一小碗米饭。有时干活实在没力气的时候，我就使劲喝水，可是喝多了又要上厕所，而公共厕所又有点远，次数多了，老板以为我在磨洋工，脸色也不好看。我只好连水也不敢多喝了。

晚上，当我洗完最后一只碗的时候，往往已经快十一点了。躺在用简陋的木板搭成的床上，连翻身都很困难，站了一天的腿脚酸痛不已，手指被洗洁精浸泡得发白，指节肿大。可想到月底就能拿到八十元现钱，心情马上舒畅起来。这些苦累和在山上砸石头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同是餐馆打工妹，阿红却比我幸运很多，她比我大三岁，是老板的江苏老乡，做的是配菜的轻松活儿，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后就可以回去休息了，偶尔还有时间和她男朋友去看场电影，而且她的工资是每月一百元。我一边羡慕阿红的运气，一边给自己鼓劲：加油干，总有一天，我的工资会超过阿红的。

可在餐馆上班后没多久，我就做了一件大蠢事。

我们餐馆的厨房里有很多老鼠，最大的连头带尾巴有四五十公分那么长，这些家伙真是胆大包天，经常大摇大摆地到放面条的筛子里偷吃面条。有天下午，我正在厨房洗碗，看到一只大老鼠又旁若无人地跑进我旁边的筛子吃面条，我气不打一处来，情急之下，也来不及找剪刀，直接用手去抓它。可想而知我勇敢的，但这种空手抓老鼠的行为也是愚蠢的——我抓住了老鼠，但它一掉头，张口就咬住了我的右手大拇指！

“啊啊啊啊——”我发出一连串又惊又怕又气又急的惊叫！同时因为手部吃痛，不由自主地一松，那个可恶的家伙居然趁机溜掉了！正在前面打瞌睡的老板和老板娘闻讯赶来，我还兀自站在幽暗的厨房里，脑子里混乱一团，看着大拇指上的两排小牙齿印，真是又羞愧，又气愤！——阴沟里翻船啊！老板还比较热心，赶紧骑车带我去月浦镇医院打狂犬病疫苗，然后批准我休息三天。

然后，我翘着包扎了的大拇指回到了材料处，站在了川的面前。一看到我，他无比惊讶。再听我讲完被老鼠咬手指的经过，他又好气又好笑。

“你真傻啊，怎么能用手去抓老鼠呢？它又不是死老鼠，你就没想到它会咬人吗？唉……”看着我又紫又肿的大拇指，他直摇头，不知是感叹我的傻，还是心疼我受伤。

我一脸窘态，赶紧转移话题：“这段时间，你想我没有？”我紧盯着他的脸，看他是否撒谎。他却不看我的眼睛，盯着别处，嘴角漾着笑意说：“我有几次下班后还骑车去了你们餐馆门口，看到你在里面忙活，我想进去看看你，又担心你们老板不高兴，所以又骑车走了。”

“真的啊？”我瞪大眼睛看着他。想不到他会偷偷去看我，心里却因为他的这句话而温暖起来。原来我并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背后一直有一双关爱的眼睛注视着呢。就像四五年前，我会不惜绕路，经过他当矿工的那个堂口，只为远远看一眼他的背影一样。抚今追昔，竟恍若隔世。

川还问我，在餐馆里打工，有没有被人欺负，我说没有，如果有人欺负我，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你去帮我修理他。他笑起来，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可是，不久后我在餐馆遇到了一件极为可恶的事情，我并没有告诉他。

那件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上午9点多钟，有个经常来我们餐馆吃面条的本地男人来到店里，像往常一样，要一碗大排面。我认识他，就是餐馆后面那家纸厂的工人。平时他来吃面条时，就喜欢没话找话跟我搭讪，但我从来没怎么理他。那天，我转身去厨房里下面条。没想到，那个家伙居然晃到厨房，趁我不备，忽然在我臀部摸了一把，一边说：“快点，我饿死了。”我一下子怒火中烧！我从来没这样被人侮辱过！我对这个轻薄的家伙怒目而视，脑子里急遽地思考着是否该往他的脸上甩一耳光。那家伙也许看出我即将发作，识趣地离开了厨房。可我怎么也无法咽下这口被轻薄了的恶气，我故意把面条煮得稀烂，并挑了块很小而冰凉的排骨放在面条上。然后我端着面条，来到餐厅，故意“咚”地一声，把面条重重地放在这个家伙面前的桌子上。

显然，这个家伙被我的举止激怒了。他站起来，用上海话骂我服务态度不好。我正找不到地方发作呢，马上不客气地回敬：“就你这种不要脸的色鬼，还配什么服务？”他恼羞成怒，端起面条碗要砸我。我顺手提起一只圆凳：“你敢砸我？试试？”坐在门口的老板和老板娘赶紧进来拉架。这是我来上海后第一次与人吵架，而且是和一个上海男人。我当时真被气坏了，嘴里乱七八糟地骂着“色鬼、流氓、无耻的家伙”一边委屈地掉下了眼泪。

那个家伙从那之后再也没来我们餐馆吃过面条。事后，我抱歉地对老板说：“对不起，我不该对顾客那么冲动。”老板反而安慰我：“这样的人，活该你这样对他，我们饭店也不在乎他一碗面条。”老板的话让我感到宽心，几乎要感激涕零了，庆幸自己遇到一个是非分明的好老板。

倒是老板娘，一边用锐利的眼神斜睨着我，一边用洞察世事的语气对我说：“看不出你还真是个刚烈的姑娘，这样的性格固然可贵，但在社会上是吃不开的。你要想在社会上混好，还得懂点人情世故，不然会吃大亏的。”当时我并不觉得她的话里隐含着什么人生哲理，我只以为她对我得罪了客人而不满。但在后来的摸爬滚打中，我才发现，老板娘的这句话，尽管并非金玉良言，却是给我的一个善意的忠告，是“闯荡江湖者”切记的处世哲学。

然而，我那与生俱来的刚烈和棱角，又怎是一两句忠告便能改变的呢！有时候，我就像一只刺猬，在保护自己不受侵犯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取暖的机会。

47

终于干满了一个月，我拿到了在上海挣的第一笔工资。因我洗碗时打碎了一只杯子，老板扣掉了5元钱，剩下的钱，我到月浦镇上的邮局给家里汇去70元，我还在汇款留言里自豪地写下一句话：这是我的第一份工资。生活仿佛向我绽开了久违的笑脸。我暗暗发誓：一定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干到永远！

那一年春节，老板放了三天假，我没回家，一方面假期太短；第二也为了省钱；第三，因了之前的“私奔”，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我和川给各自的家里分别寄去了两百元钱过年。当然，给我家寄的两百元里，有一大半是川的年终奖。

年三十那天晚上，我和川在材料处他的宿舍里用电炉做了几个菜，过了一个开开心心但冷冷清清的春节。这里的单身职工有很多都回老家过年去了，也有一些人没有回家，趁此机会把住在外面的亲人接到材料处团聚。

川知道我是大年初一生日，早早就去月浦镇上订了一只生日蛋糕。蛋糕不大，上面只有一层薄薄的奶油，下面全是硬邦邦的蛋糕，但我却觉得这是这辈子吃得最美味的一块蛋糕。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第一个生日蛋糕。

在点燃蜡烛许愿的时候，我像电视里看到的情节那样，双手合十，闭眼低头，默默地许了一个愿。川问我许了什么愿，我没告诉他。他也应该能猜到，这是一个甜蜜的愿望，是关于我和他未来的愿望。

“想不想家？”当我和川相对而坐，开始吃年夜饭时，他忽然问我。

刹那间，心一下子潮湿了起来。一个人，对家再怨恨，但在某个特定的环境和时刻，还是会无法遏止地思念和牵挂它。家，就是一个人无论走多远，都能顺着脚印找回去的地方。家，就是一颗心无论飘多远，都会留恋地张望的地方。

沉默半晌，我对川说：“如果你不在这里，我也许会想。有你在，我哪里都不想。”他只是微笑，什么也没说。要是能说一些让我心动的话，多好啊！可他天性木讷，我只能暗自叹息。

在我的提议下，我们热了一瓶绍兴“女儿红”，两人一人倒了一小杯。我举杯对川说：“今天是新年第一天，也是我的生日，我们喝点酒庆贺吧！”他向来滴酒不沾，他勉强喝了一小口，马上一脸苦相，说：“这酒真难喝，我不喝，我吃饭了，你一个人喝吧。”虽然感到有些扫兴，我还是慢悠悠地喝完了那杯“生日酒”，并没有多少度数的“女儿红”，在我嘴里，却是百味俱全。

外面有人在放鞭炮，庆祝着新年的来临。过了今天，我们又长了一岁。我相信，随着岁月的更替，那些连回忆都很沉重的苦难，终于被翻过去了，并且将永不再现。

年初一，川带我去上海市区玩，这也是我到上海后，第一次去市区游玩。我们没有钱打出租车，只能慢慢地一辆接一辆地换公交车。那时候，上海还没有东方明珠塔，没有金茂大厦，没有外滩观光隧道。对那时的我们来说，城隍庙、外滩、人民广场、南京路就是上海的标志。我们兴高采烈地游玩了人民公园，逛了南京路，还到外滩走了一圈，那时的外滩又窄又脏，路边的公共厕所粪水四溢，漫上了马路，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上海的崇拜和景仰。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尤其让我着迷，那些灰色坚硬的大理石建筑，以一种雄浑华贵的气势，俯瞰着一个个仰视它的“小矮人”。这就是上海，一个让人感到渺小、感到自卑、感到难以离开的城市。

在回去的公车上，我发誓一样对川说：“我一定要出人头地，在上海站稳脚跟，再也不回老家去了。”川笑笑，说：“你是个很有决心的人，我相信你。”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你想在那个餐馆一直干下去吗？”

我说：“是啊，当然，这么好的工作，我为什么不干下去？”我说得那么理直气壮，那么理所当然。如今想来，那时的我，是多么幼稚和肤浅啊！那时的我好比小学课本上学过的“井底之蛙”，以为天空就是自己触目所及的那么大。

连我自己也没想到，这份我发誓要一直干下去的餐馆工作，最后我只干了半年。半年后，我主动炒了老板的鱿鱼。当然，事出有因。

上班没多久之后，我就发现，有人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我看来很有道德良知的老板，其实也是个“奸商”。有好几次，他都让我把发臭的鸡头和发馊的面条卖给民工吃。我说鸡头都有味道了，还能吃啊？“鸡头有点味道有什么关系？你用油炸一炸，再用辣酱一蘸，狗鼻子都闻不出来。”老板振振有词。在他的亲自监督下，我只能照办。第一天没有卖出去的面条，第二天就有点馊了，而且煮出来易碎，老板就让我多放点味精，再多浇点大排汁在上面。

有几次，我背着他扔掉了几根烂得脱骨、臭不可闻的带鱼，他就暴跳如雷，骂我不会节约。他说用油炸一炸，三块钱一盘，民工们会抢着买呢。他还振振有词地说：“那帮穷鬼，他们也只配吃些发臭的带鱼、鸡头，好的他们还吃不起呢！他们身体很结实，不会生病的。”那一刻，我真想和这个唯利是图的老板据理力争，我到底忍住了。我需要工作，我需要挣钱。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我在这家饭店做到第五个月的时候，老板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先是阿红回江苏老家结婚了。于是老板又招了一个女服务员，我便被“晋升”为切菜配菜工，剩下的活儿归新来的女服务员做。老板私下里对我说，他觉得我干活十分尽心卖力，他要给我发奖金，我很高兴，自己的辛勤劳动得到老板的欣赏和承认，毕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我也干得越来越卖力，大有一辈子干下去的劲头。

但我没想到，这家伙却另有所谋。他的阴谋直接导致了我决心辞职。

有天下午休息的时候，新来的服务员去镇上给家里寄信，老板娘回家洗衣服去了，饭店里只剩下我和老板。当我正在窄小的配菜间里整理菜的时候，中午喝了一点小酒的老板挤了进来，手里捏着两张十块的票子，说是给我的奖金。我坦然地接过来，就往围裙的口袋里放。没料到，他却顺势把我往怀里拉。我大吃一惊，这才意识到奖金是个阴谋。我像条案板上的鱼一样奋力挣扎，将案板上的碗盆碰得咣咣作响，老板低估了我是砸石头出身的，我一使劲，还差点将他摁倒在地。他见制服不了我，才气喘吁吁、狼狈不堪地住了手。我将钱扔在地上，咬牙切齿骂了句：“畜生！”这是我们家乡骂人最恶毒的话了。

老板讪讪地说：“这有什么？你太幼稚了，阿红不也要了奖金吗？”

我大义凛然地说：“她要她的，我不要！”老板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你还真是了不起啊，当自己是什么人哪？”

我说：“老板，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你要是不尊重我，我就辞职不干了！”老板像只斗败的公鸡，一边往外走，一边嘟囔着：“你别走，你别走，我不会把你怎样的。”

就从这时起，我已经打定主意，看来我得离开这个餐馆了。老板这次没能得逞，谁知道他下次再耍什么花招。至于下一份工作，我相信我会找到的。天无绝人之路。

月底，我义无返顾地炒了老板的鱿鱼。老板以加薪的诱惑挽留我，说每个月给我一百元，他以为二十块钱可以买到我卑微的尊严，他错了。

好在我决定辞工之前，已经在附近的村子里物色到一户农家废弃的厨房，主人家新盖了楼房，旧房子遗留了下来，以低廉的价格租给民工们住。我找过去的时候，只剩下那间拆掉灶台的厨房了，大约八平米，单独开门，房东以每月十五元的价格租给了我。并给了我一张竹床和一床破棉絮，这就是我到上海的第一个“家”。厨房离主屋有七八米的距离，隐身在一片小树林里，白天看起来很清静，晚上就觉得阴森可怕了。第一晚我没睡着，躺在床上才发现抬头可以看见外面的星光。

不知道小树林里隐藏着哪些喜欢夜间活动的小动物，它们一直在我的窗前门后弄出令人心头发毛的声响。我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个无家可归的小动物，在别人熟睡的时候还睁眼想着明天的生活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样想着，鼻子就酸了起来……

48

大川得知我辞工之后，也非常焦急，他再一次发动所有同事朋友帮我找工作。不久，他们单位行政科陈科长告诉他：月浦镇有家服装厂正在招工，他让我去找一位姓潘的女副厂长，面试一下。我对如此七弯八绕的关系不太抱有希望，也不太相信好运会如此轻易地降临到我的身边。但还是去了。

但令我惊喜的是，这次面试却无比顺利。那是1990年5月21日，一个扭转我命运的日子。我来到了月浦服装厂，找潘祥芬副厂长。那天面试的不止我一个，在厂长办公室门口，我见到了好几个神情怯懦的女孩子，正在等待潘厂长一个个叫进办公室面试。

潘厂长是个亲切温和的中年妇女，轮到我的时候，她问我的年龄、学历和会不会缝纫。我如实说了年龄，因为有身份证作证。但在说到我的学历时，我耍了个小小的花招，我说我读到高中一年级，因为没毕业，所以毕业证也没有。至于缝纫，我说我在家学过用缝纫机绣花，会踩缝纫机。潘厂长上下将我打量一番，然后说：“明天你就来上班吧，试用期一个月。”我不由心花怒放。机会已经为我开了一小丝门缝，接下来就看我能否牢牢抓住它了。

那时候，正是这家服装厂蒸蒸日上的时候，四个车间排满电动缝纫机，坐满工人。除了小组组长、车间主任、质检员、后勤部门和厂领导都是上海人之外，分布在流水线上的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妹。据说这家厂即将与日本合资，所以才继续扩招流水线女工。与我同批被录用的三十多名女工在接受一周的培训后，将会成立一个新车间。能在一家正规的服装厂上班，这是农村女孩子梦寐以求的。那时我真的无比相信这句话：机会往往就在你生命的角落里徘徊，它不会挨家挨户地敲门，而必须你自己去寻找，然后抓住它。

如今想来，如果没有月浦服装厂，我在上海的打工经历将是一片苍白。正如我若没有山上的砸石头经历，我的少年时光将没有任何意义一样。之后，在服装厂的七年时光，不仅使我的人生彻底脱胎换骨，也使我的人生之路在经历过无数次的逆转之后，终于有了一条光明的行程。

正如世界上没有一条现成的坦途，生活中也没有绝对的顺利一样——当我第二天正式踏进月浦服装厂的大门，开始我的缝纫女工生涯时，我充分领悟了这句话真正的含义。

上班第一天，我才明白，这份在我看来如此适合女孩子做的工作其实包含无数看不见的艰辛和劳苦。我们这些学徒工进厂伊始，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学会踩平缝高速缝纫机。但那种通过电压产生动力的机器并不容易控制，虽然看起来十分简单——脚尖轻轻一点踏板，它就呼呼飞转；脚跟一踩踏板，它就戛然而止。但是，在它飞转的时候，还要手上配合着缝纫，如果配合不默契，飞速缝纫着的针就有可能将你的手指扎成马蜂窝。

刚到服装厂，对服装一窍不通的我和其他外来妹没少挨师傅的责骂，负责培训我们这些新员工的师傅是个胖胖的上海男人，姓潘，我们都叫他潘师傅。也许是身为上海人的优越感使他对我们这些外来妹们充满鄙视。他对我们常常没有好脸色，一点小错就被骂个狗血淋头。每个外来妹听到他训话，个个都噤若寒蝉。

到厂里的第七天，潘师傅让我们每人缝一条儿童短裤，以检测我们的“技术”。可我不小心把前后裆缝错了，潘师傅拎起我的“作品”，胖胖的脸上挤满嘲讽：“侬穿裤子是不是也不分前后？外地人就是笨……”全车间工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脸上，我的脸在刹那间火辣辣起来，受辱的感觉烧灼着我的心胸。我想哭，也想反唇相讥，但我没有勇气。

最后我什么也没表示，只默默拆了裤片，重新缝纫。但心里却在咬牙切齿：“总有一天，我也会做师傅的，要让你也听我的！”

出人头地的念头再次从我的每根头发丝里冒了起来。

可是，才过几天，我就为学会缝纫付出了血的代价。那天，我正好好的在缝着衣服，潘师傅巡视了过来，在我身边停下，监督我缝纫。我心一慌，手脚的配合也乱了，忽然，指尖一阵刺痛，上下飞快行动的针扎进我了的左手食指，殷红的血滴在了布片上。我愣住了，疼和害怕让我不知所措。潘师傅大骂：“侬眼睛瞎特了？弄脏了布料侬要赔！”

我这才感受到疼，连着心脏的疼，无法形容那种疼！指甲上有无数个小针眼，其中一个针眼里扎着断了的针头……这种疼比在山上砸石头时砸破手脚要疼数倍，这时的疼不仅是十指连心的疼，更多的是被羞辱的疼……

在医务室取针头时，久忍的泪水终于随着钻心的疼痛倾泻而出。医务室那个和蔼的女医生安慰我：“别怕，每个做缝纫的小姑娘都会被这么扎一次的，以后小心就是了。”可是，小心也许能避免指头不再被针扎，但小心能避免自己不再被羞辱、被看不起吗？难道就因为来自农村，就被打上了永远的低贱烙印吗？我不承认，也不甘心。

生活不相信眼泪。哭过、疼过之后，我只能翘着包扎了的手指继续干活。因为生活不是可以随时按暂停键的影碟机，它也不可能停顿下来等待你的疼痛过去。

一个月后，我转正了。成了正式工，和厂里签了三年劳务合同。服装厂干的都是流水线的活儿，按件计酬，多劳多得，从此加班加点成了我生活的重心。厂里还要从工人的工资里扣满一千元押金。如果工人半途离厂，押金不退。

为了多做些活，多挣点工资，从此我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到了厂里，晚上十点多才骑着那辆二手自行车回出租屋，好在距离并不远，骑车大约十五分钟就到。一天晚上回家时，我遇到了一个毛骨悚然的事情——一条大蛇盘在门后！蛇头隐藏在腹部，两粒绿豆一样的小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狡黠阴森的光……

有那么几秒钟，我吓得魂不附体！在所有的小动物里，我最怕的就是蛇了。小时候赤脚走在田间小路上，哪怕看到一条死蛇，我也会吓得尖叫一声、跳着逃跑的。最后，我壮着胆子，用长柄扫帚将它善意地赶了出去，它没有越过门槛，而是从门槛下面一个洞中钻了出去。想必那就是它来的通道。那蛇顺着门外的墙根向树林里游去，“窸窸窣窣”的声响一路远去。我把门紧紧关上，一身冷汗。

然后，我又病态地打开床头的纸箱子，一件件抖搂里面的衣服，生怕里面藏着一团小蛇。我又把床上的席子翻过来检查，还用扫帚的长柄把床下的鞋子一只只拨弄了一遍，虽然什么险情都没发现，可我还是睡不着，开着灯半梦半醒了一夜。还有一天晚上，我回家后看到了比蛇更让我感到害怕的一幕，就是这件事，使得川当仁不让地来到我身边，成了我的保护神。

一天晚上，我回到住处时，忽然发现隔壁房间的灯亮着，里面传来十分嘈杂的人声。由于厨房和隔壁的房间只有一个薄薄的门板间隔，而且还有好几道手指粗的缝隙。我凑近缝隙一看，不禁目瞪口呆——隔壁居然住着七八个大男人！也许是附近工地的民工。

天哪，我吓坏了！如果这些男人得知隔壁住着一个单身女孩，会不会心生歹意？我也不敢开灯，战战兢兢地合衣而卧，隔壁的鼾声此起彼伏，我却一直没敢睡踏实。第二天一早，隔壁的男人们都出去干活了。我找到房东老头，问他为什么把隔壁租给一帮大男人。房东老头理直气壮地说：“房子是阿拉的，阿拉愿意租给啥人，就租给啥人，侬管得了哇？”

“那你把房钱还给我，我搬走。”我气坏了。

“侬要是不愿住，就搬走，押金不退，又不是阿拉不让侬住的。”房东老头蛮不讲理地说。

真是气结啊！难道我预付的三个月的房钱就这么白白扔掉吗？我强忍着一腔怒气去上班。在厂里的门房，我用投币电话给川打了个电话，把房东老头的恶行说了一遍。他在电话那头说：“你今晚早点下班，我去看看情况。”

晚上下班后，我没有加班，早早回到了租房。川已经等在那里。一见到我，川就说：“放心，事情已经摆平了。”

别看他平时不善言辞，关键时刻还是很有思想的。他事后告诉我，他找到房东老头，严厉警告对方，说房子是我先租的，作为房东，他有义务负责我的人身安全，如果我被那帮男人欺负了，他将从法律上脱离不了干系，会作为第二被告吃官司云云。房东老头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加上房东老太也一个劲埋怨老头，说不该将房子租给一帮来历不明的大男人，每天从院子里进进出出的，让人很不放心。老头没辙，只好退了那群房客的钱，请他们另觅住处去了。

虽然问题解决了，可川依旧不放心我一个人住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他直截了当地问我：“我来陪你好不好？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太不安全了。”没有过多的甜言蜜语，没有过多的扭捏矜持，从那时开始，他便陪同我住在了这个简陋的厨房里，这也是我俩真正意义上的“洞房”。我们就这样水到渠成地开始了相依为命的日子。

49

同居初始的日子虽然清苦，却因青春年少，又来自穷乡僻壤，对未来还是满怀美丽的憧憬。譬如，每月可以拿到固定的工资，再苦再累，还是心满意足的。除了给家里寄去大半，剩余的还能买喜欢的书，或者一枚花**，这是多么惬意的事情。我能想到的城里人的生活，莫过如此吧。

只是，四五年的暗恋，真正水乳交融在一起，才发现爱情并不都是甜的。从女孩到女人，也不都是幸福的。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得及恋爱，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没有学会如何经营婚姻，就一头栽进了婚姻的泥潭，进入了婚姻的实质阶段，过早承担起了婚姻的压力。因此，我不得不承认一句名言——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也许是受了琼瑶小说和席慕蓉诗歌的影响，总以为爱情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爱你的或你爱的那个人，是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是唯你是从、爱比命重的。其实不是。

或许因为砸过几年石头，从那个弱肉强食的小社会挣扎出来，我的脾气和性格一向雷厉风行，争强好胜，想到就做，敢于尝试，不怕失败。而川恰恰相反，他比较优柔寡断，安于现状，对没有把握的事情，他绝对不去冒险。所以，我们在一起生活之后，很快就有了摩擦和矛盾。

首先因为经济拮据。因为我们必须帮我家还债，虽然每次也就一百、两百地寄钱回去，但他的妈妈得知后（因为我们两家在一个村，每次汇款单都会先到达村委会，全村人几乎都会知道）对此颇有微词，经常会在来信中数落川“胳膊肘往外拐”，川是个孝子，为了不让妈妈生气，为了平衡他妈妈的心态，在给我家还债的同时，也得给他家寄钱。如此一来，苦的是我们俩，我们的经济压力更大。

有时候，我会向他抱怨他妈妈的不善解人意——他的爸爸有不菲的退休工资，看病都由单位报销，每逢节日，单位还会给退休工人寄去慰问费。川的大哥做瓦工，已经成家另过，结婚时家里给他盖了三间瓦房。最小的弟弟在芜湖市缝纫机厂上班，谈了女友后，家里就给他盖了一栋漂亮的两层楼房，家中电器也一应俱全。在农村，这样的生活属于小康了，相当安逸。可他的妈妈为何偏要和我那个负债累累的家比拼呢？我是家里的老大，没有兄长，我的父母我不赡养，谁来赡养？我家的债务我不偿还，谁来偿还？他的母亲为何不能设身处地地为我家想一想？对我家的困境为何不能理解与宽容一点？为此事，我俩发生过不少争执。争执多了，就影响了感情。

如今想来，我有不对之处，作为媳妇，我也有赡养公婆的义务，对自己的父母和公婆，不能厚此薄彼，应该一视同仁，应该一碗水端平。可是，两个家庭的经济压力，真的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加上我们那时太年轻、不懂现实婚姻的包容之道，使得我们注定会在感情和婚姻里，经历更多的挣扎和磨砺，甚至恐惧和绝望。

在琼瑶的小说中，恋爱中的男女一旦发生争吵，不管谁对谁错，一般都是男孩子捧着玫瑰来道歉的。或者，会主动向女孩认错，直到将她哄得破涕而笑。可是，我和川发生争执后，尽管我哭肿了双眼，尽管我彻夜辗转难眠，也得不到一个满怀歉意的拥抱。在我的泪水将枕巾打湿的时候，他在我的旁边打着沉睡的鼾声。现实中的爱情，就是这么无趣吗？

在暗恋的日记里，他是多么完美的形象啊！他一定不会和我争吵，不会惹我生气，不会让我独自哭泣，不会和我背对背打冷战……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白马王子”竟也会面色“狰狞”——他会寸步不让地与你争执，顽冥不化，惹你生气，将你气哭，并且不闻不问。他不会给你送花，不会甜言蜜语，不会亲密拥吻，甚至上街也不会和你手拉手，因为他怕难为情……难道这就是爱情吗？这就是我苦苦暗恋数年、并且发誓“非他不嫁”的男孩吗？

还是，他依然没有爱我？——想到这一点，心就会钝钝地痛。我以为主动地射出了丘比特之箭，就会获得梦寐以求的爱情，殊不知，丘比特的箭头，也会有失去方向的时候。

其次让我措手不及的打击就是怀孕了。从来没想过，从女孩到女人的转变，甚至要经历血的洗礼。第一次怀孕来得十分突然，强烈的妊娠反应将我击懵了。当从医院证实怀孕之后，我吓哭了。那时我们还没领结婚证，属于“非法同居”。第一次面对如此棘手的事情，除了哭，我无能为力。

造化弄人啊！这个孩子来得非常不是时候。那时我们俩背负着两个家庭的经济压力，还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根本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来抚养孩子。“不要孩子”的想法，是他先说出来的。从心底里，我是想要这个孩子的，毕竟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也是“爱情的结晶”。要还是不要？争吵，哭泣，埋怨，害怕……生活的乌云一团团向我们当顶压来。琼瑶的小说中为什么没有这些煞风景的情节呢？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女人会为片刻的欢愉付出惨痛的代价。套用一句张爱玲的话：理想中的爱情，竟然只是一件爬满虱子的华美的袍。

犹豫来犹豫去，孩子已经两个多月了，不能再拖了。在最终决定不要孩子的那天，我哭了整整一夜。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还不知道他（她）的性别，但我却要残忍地中止他（她）的生命，我与刽子手有何区别？

第二天，川陪我去月浦镇医院。当我战战兢兢地躺在手术台上、耳边听着金属器械冷冰冰的碰撞声时，我感觉自己已经灵魂出窍了，我绝望地闭上眼睛，希望这个恐怖的过程快点结束。那时候堕胎还不用***，所以，用“疼得死去活来”形容那种骨肉分离的疼痛毫不为过。我毫无顾忌地、用尖厉的嗓音惨叫着，泪水横流，那种钝钝的痛从局部扩散到心脏，真正的痛不欲生！如果那一刻让我就此死去，我也愿意。我听不清医生在喝斥我什么，我只知道痛，从未经历过的痛，上帝惩罚我的痛，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被撕裂的痛……也在那时，我恨透了自己的无知和川的“造孽”！

当“酷刑”结束时，那个女医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居然让我亲眼看看自己的孩子。医生用手术钳夹起一小块透明的东西，说：“看清楚吗？这是手。”我“呜”地一下又哭了出来。医生接着说：“以后小心点，不要再造孽了。”

我冷汗涔涔、红肿着眼睛从休息室出来时，川过来扶我。他也脸色苍白，他说在外面听到我的惨叫了，叫得他心痛极了。他安慰我：“以后再也不让你受苦了。”我抱着他“呜呜”痛哭，他摸着我的头发，也默默流泪。

他用自行车驮我回去，我佝偻着身子坐在后座上，头上扎着一条头巾，靠着他结实的后背，但是这一刻，却没有以前的踏实和安全感，我只觉得厌倦和疲惫。幻想中那么美好的爱情，在现实中为何充满不期而至的伤害和疼痛？

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闭眼就能看到医生从我体内生生剥离的那团血肉，以及那只已经成形的小“手”。现在想来，非常后悔当初的决定，如果留下这个孩子，现在他（她）已经读高中了。如果现在我有一个读高中的孩子，那将是多么大的幸福和慰藉？可是，如果留下他（她），我们的生活又将会怎样继续？生活中没有如果，如果有如果，就不会有那么多遗憾了。

因为这次血的教训，我对男女之事有了本能的惧怕，而且医生也说过，以后不要再造孽了。之后，每当川有这方面的要求时，我就拿这次的肉体折磨作为挡箭牌，叫他知难而退。那时还不知道，这对年富力强的男人来说是一件十分残忍的事情。但我很绝然，因为手术台上的疼痛让我实在心有余悸！为此，我和川没有少怄气。这也让我更为怀疑爱情的纯粹。我经常问他：“你和我在一起，难道就为这个？”他尴尬无语。我则对爱情更为失望。

有次在书店，看到一本关于夫妻生活方面的书，里面有介绍如何推算安全期的表格，我买了一本回来。之后，就按照表格推算安全期，以为这将万无一失。但是，我们都实在太粗心和无知了，错误地相信了安全期的准确性。于是，噩梦在几个月之后再次上演……

我都不知道该怎样形容当时的心情。当得知自己第二次怀孕的时候，我感觉天都要塌了！绝望了！每天走在路上，甚至希望有一辆车向我冲来。我又跑又跳，根植于我体内的生命依旧岿然不动。我对川大发脾气，恨他造孽。他也捶打自己的脑袋，恨自己粗心，但再多的哭泣和自责又能怎样？

那种鲜活的疼痛再次经历……再次从手术台上下来时，我真的心灰意冷了——对我们的爱情，对我们的生活。

之后，我开始吃避孕药，脸上开始长雀斑，体重也略显增加。虽然我们的家人在信中提过几次让我们回去结婚，但是，我对结婚，已经有了本能的恐惧。

在后来的几年里，我又失去了一个孩子，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我常恨自己的残忍和懦弱，自私和无能。那些孩子，后来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天真灿烂的笑脸，黑亮透明的眼眸，蹒跚学步的身影……孩子，请原谅我，我不配做你们的母亲。

50

不管你对生活多么不满，生活总是要继续往前走的。就像不管你是否愿意长大，岁月总会带着你转过一圈又一圈的年轮。

经济状况开始一点点好转，是在我进了服装厂之后。因为是拿计件工资，每天早晨，我都会比川先出门，赶着去厂里“笨鸟先飞”，等别人来上班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一包衣领或口袋了。又因为太过好强，所以每月总要做到成为小组的第一名才甘心。之后，渐渐就卯足劲儿要做车间第一名，全厂第一名……以至于我们的车间主任后来都将车间的钥匙都交由我保管。我的这种工作干劲，自然深得组长、车间主任和厂领导的欢心，这也是我后来得以“步步高升”的重要因素。

从进服装厂的第三个月起，我的业绩开始扶摇直上，组长和车间主任都对我另眼相看。每当上新的产品，我总要求做最难做的工序，比如上衣的衣领，裤子的口袋和拉链等等，因为工序越难，工分就越多。第一年，我最多的一个月拿到了268元工资。那是1990年啊，这样的收入，对我来说已经无比满足。

每月在发工资那天，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月浦镇邮局，给家里汇去一大半工资用以还债。月浦镇上有一家“月杨书店”，我几乎成了那里的常客，我买来各种杂志期刊，研究它们的风格要求，我开始尝试写作——那是我一定要完成的梦想。

虽然下班回来已经很晚，但我总要在泡脚时看看书，写几句诗，每晚总要熬到12点后才睡觉。那时年轻，熬夜根本不觉得很累，反而因为看了书，晚上睡觉都觉得很香。有时候，往往川一觉醒来，发现我在坐在饭桌旁不是看书，就是写着什么，他就会催促我赶紧睡觉。但我总是舍不得睡，总认为睡觉是一件非常浪费时间的事情。

因为我经常在厂里加班加点，所以家里的买菜做饭、洗衣扫地的活儿基本上都由川包了。这点，他做得比任何男人都好——虽然他做的饭菜的味道不敢恭维，虽然他做饭从来都只有那几个花样。比如做汤，夏天时，他可以连续一两个月做番茄鸡蛋汤，或者连续一两个月做瓠子或丝瓜汤。如果我抱怨他不会变换花样做好吃的，他也十分委屈：“菜场只有这些老三样卖，我有什么办法？”想想自己什么也不做，每天饭来张口，也就不忍心责备他了。

虽然经济有所好转，但我们依然不舍得大手大脚地花钱，那时候肉食比较贵，我们舍不得买肉，就偶尔花1.5元钱买一只鸡架（剔除了鸡肉的鸡骨架）回来熬汤，里面放点冬瓜或丝瓜，相当鲜美。或者买一条鲢鱼（这是淡水鱼里最便宜的鱼）红烧，然后分成两份，做两顿吃。

每到周日我休息时，自然是我的下厨时间。虽然我的厨艺也并不值得恭维，但至少要比他做的可口多了。我们厂里虽然有食堂，但为了节约菜金，我总喜欢自己带菜和饭，用铝饭盒装了，放进食堂的大蒸笼里，中午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饭菜了。晚上，去一般会在食堂买个包子或馒头解决一下，等到晚上十点多钟回家，再吃点剩饭。而川晚上也经常在食堂解决，或者回家吃点剩菜剩饭，让后他就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周而复始。

川唯一的爱好就是练健美，唯一的奢侈，就是订阅《健与美》杂志和买健身房的年票。从他嘴里，我知道了谁是阿诺·施瓦辛格，谁是史泰龙，谁是亚洲健美冠军。后来，他更是拜上海的亚洲女子健美冠军张萍为师，在张萍的健身馆里锻炼了好几年。

有一次，他带我去位于杨浦区大柏树的健身馆。这是我第一次看他在正规的健身馆里锻炼身体，也才知道原来他坚硬的腹肌和手臂上的肱二头肌是多么来之不易，也知道他的毅力和韧劲有多大。30公斤的哑铃，左右单臂高举几十次，50公斤的杠铃，屈臂弯举几十次；150公斤的杠铃压肩，深蹲起立数十次；还有俯卧撑、仰卧起坐数百个……每次要练两小时左右。

尤其他做杠铃推举时，我简直心惊肉跳。只见他仰卧着，双手要举起数十公斤的杠铃，放下再举起，如此十多次一组，要做6组或8组。每次看到他吃力地向上举起杠铃，满脸充血、青筋暴露的样子，真是又害怕又心疼。害怕他举不起杠铃，万一杠铃掉下来，刚好压住他的脖子怎么办？后来我发现这个担心是多余的，首先他心里有数，知道自己能举起多重的杠铃。其次是健身的朋友们是会互相帮忙的，比如他在练杠铃推举时，会有两个朋友站在两侧，万一举他不动了，他们就会帮助他把杠铃抬上架子。

之后，他再叫我去健身馆时，我都不敢去了，不敢去看他锻炼时的艰苦和残酷。健身除了残酷的体能训练外，还需要大量的营养摄入。当川的健身计划越来越规范之后，他对饮食也变得“挑剔”起来。一开始，因为没钱买昂贵的蛋白粉，他就吃鸡蛋。每天十几个鸡蛋，最多时二十多个，但只吃蛋白，不吃蛋黄。而蔬菜也是以番茄、黄瓜、土豆、胡萝卜或生菜为主。番茄和黄瓜生吃，土豆是整个在水里煮熟了，剥了皮直接吃。后来，他买了一台便宜的搅拌机，把各种蔬菜放在里面搅碎，然后喝下去。炒菜时，也只能放很少的盐和油。

我真的很佩服他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要求，他在健身方面的执著相当于我对文学的执著。只是，他从来只把健美当爱好，而没想过要作为一份事业来做。

到服装厂上班一年后，我们终于还清了家里的欠债，我们开始自己攒钱了。我是个不善于理财的人，对数字天生不敏感。每月，我都按时把工资交给川，他把零头留下做生活费，整数就存进银行，存折写着他的名字。我们有一个抽屉专门放生活费，谁需要用钱了，就到那个抽屉里去拿，谁也不管谁用了多少钱。当然，花大钱还是要两人一起商量，比如给双方家里寄钱或买台小电扇。

随着我和川的收入逐渐增加，我们不再为经济而发生矛盾和争吵，生活开始相对平静起来。后来，我们在靠近月浦镇的地方租了一间大约10平米左右的平房，每月租金30元。这里恰好位于川的单位和我上班的服装厂的中间地段，两人上下班都很方便。之后，我们在这里住了大约两年，后来因为拆迁，我们又搬到了马泾桥一户菜农家，租了楼下的一间房，在这里度过了5年时光。房租也从最初的50元，慢慢涨到了120元。我们和房东一家人相处融洽，所以一直舍不得搬走，直到1998年我们自己攒钱买了房子为止。

1992年，我们意外地发了一笔“横财”——我们中了工商银行的有奖储蓄一等奖，奖金7500元！在那时，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简直欣喜若狂！可是，接下来，为这笔钱的用途，我们又发生了一次不小的争执。我主张把这笔“巨款”存进银行，毕竟我穷怕了，而且我们的存折上也从来没有超过三位数，也许因为过去的“饥寒交迫”让我太过印象深刻，所以总是有种危机感，不由自主地居安思危。而川是个典型的安于现状型，对未来缺少规划，他想用这笔钱买一辆摩托车。为了说服我同意他买摩托车，他向我描绘美丽的设想：“我买了摩托车后，可以每天接送你上下班，而且我下班后，还可以去拉客挣外快。”可我坚持说开摩托车太不安全，我宁愿你不接送我上下班，也宁愿不挣外快。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他的固执让我生气，干脆几天没理他。

最后，还是我让步了。不出两天，他就花了五千多元钱，将一辆红色的幸福摩托车开了回来。看到他那么开心地、威风凛凛地骑在摩托车上的样子，我也没了脾气，就当圆他一个摩托车梦吧。之后的几个月，他倒兑现了诺言——每天早晚接送我上下班。女人都是有虚荣心的，每当晚上加班到十点多，疲惫不堪地出了厂门，看到他倚在大红摩托车边等着我时，还是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然后，我在同事们艳羡的目光中，跨上摩托，搂着他的腰身绝尘而去时，多多少少有一种翩翩欲飞的快乐和满足。

但川并没有开着摩托车去载客，因为我不许他去载客，我考虑的是安全问题。我们租房附近就是一个十字路口，东西向是宝山至罗店方向，南北向是共和新路至盛桥方向，每天车流量非常大，车速也很快。有一天晚上，川去接我下班的时候，正好碰到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摩托车和一辆大货车相撞了！他经过那里的时候，摩托车主已经被送进了医院，但地上那一摊浓黑的血迹和那辆几近报废的摩托车还是让人触目惊心！川在接到我骑车返回的时候，我依然看到那辆肇事的大货车停在路边，那辆报废的摩托车也被交警挪到了路边，马路上已经恢复了交通。

那晚回家后，川对我说：“看来开摩托车危险性太大了。”我趁热打铁：“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希望你买它，干脆把它处理了吧。”他有些犹豫不决，说现在处理太便宜了，不合算。我说，便宜就便宜吧，总比潜在的危险更让人安心。他还是举棋不定，我也不逼他，给他足够的时间去权衡。

没过多久，我们又听房东说起一件更可怕的事情：附近有个以开摩托车载客为生的外地男人，某天夜里在拉客时，被劫车歹徒杀害了。看来，这两件可怕事件的影响比我的说教更能打动川。没多久，他就以2500元的低价处理了那辆他开了不到半年的摩托车。而后，他又恢复了骑自行车上下班的生涯。每天早晨，他向东走，我向西走。就像台湾漫画家几米的漫画《向左走，向右走》一样。我们像两只为生活奔忙的小老鼠，在大上海的角落里不停地穿梭。日复一日。

51

受歧视，几乎是每个进城打工的外来工们司空见惯的一种城市表情了。

在服装厂里，多数上海本地人一提到我们这些外来妹，眉眼和神态之间都会流露出高高在上的优越和蔑视。“你们这些外地人……”是上海同事的口头禅。

我学会了忍气吞声，那是一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厂里有位退休后返聘管质检的老师傅，大约六十多岁，他对我们这个小组格外“关照”，尤其对我做的工序检验得格外认真，哪怕缝线有0.1毫米的误差，也会让我拆了重做。最让我恶心的是，每次他总是一边喷着满嘴的烟臭味对我说该怎么修改，一边用他鸡爪样的老手在我的手背上摸来摸去，让我浑身发抖、汗毛倒竖。我有时根本不听他说完，赶紧抱起产品就跑。而他对我的反应自然十分不满，于是使出他的杀手锏——扣分罚款。而同样的小毛病，如果是上海人所做的工序，那么只需返工修改即可，不会遭罚。

在厂里，我有个比较要好的女友，是来自四川南部县的女孩小琼，小琼皮肤白皙，长得珠圆玉润，她和我在一个组，我俩都性格好强，不甘落于人后，每月的工分基本上旗鼓相当，所以也惺惺相惜，成了好友。小琼被叫去质检科挨批的次数也很多，自然，她的手背也经常遭遇“狼爪”的袭击，但也和我一样，总是敢怒而不敢言。气愤的小琼私下对我说：“他们这些上海人就是欺负我们这些外来妹，看不起我们，总有一天，我们要超过他们，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厉害。反正他们都老了，我们还年轻着呢，有的是机会。”我和小琼有着同样的想法。但要想让上海人尊重我们，首先我们要尊重自己。

1991年“五一”劳动节，厂里举行文艺晚会，工会主席一再鼓励大家踊跃报名，毛遂自荐表演拿手好戏，厂里的很多女孩都报名唱歌跳舞，我也报了名，表演的节目是朗诵。工会主席问我朗诵什么作品，我说我自己写的。她狐疑地看看我，答应了。我有我的想法，我想这是个机会，在上海人面前展现一下外来妹的才艺。你可以看不起外来妹，但并不说明外来妹没有自己的思想。

晚会是在食堂大厅里举行的，三四百人挤满了偌大的食堂。镇里、区里的部分领导和上海市服装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都来了，和厂里的大小领导们兴致勃勃地坐在台下。直到上台前，我也没给任何人看我写的是什么。直到轮到我上台表演时，我念出的标题才让台下的所有人目瞪口呆——我朗诵的题目是《你的歧视我不懂》。

“我们是一群外来妹，我们来自遥远的穷乡僻壤，如一群背井离乡的飞鸟，栖落在这片土地……我们虽然出身低微，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我们是用辛勤劳动换取报酬、改变命运的，我们并非来此乞讨，请尊重我们，一如尊重你们的兄弟姐妹……”

如今看来，与其说这是一篇文艺晚会上的散文朗诵，不如说是借机对上海人看不起我们的质问。写得那么咄咄逼人，又是那么幼稚可笑。站在台上的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台下前排的大小领导们都齐刷刷地看着我，他们的目光比较含蓄深沉，我读不懂他们目光中的内容。但我看到前面几排的外来妹们的眼中都泪光闪闪，她们用崇拜的眼光看着我——因为我大胆喊出了她们的心声，并且在这样的场合下。朗诵结束后，我在掌声中满面通红地走下台，感觉头是晕的，腿是软的。其实，我从来都是个怯场的人。

文艺晚会结束后，潘洪珍厂长将我叫到办公室，笑眯眯地鼓励我：“小赵，你好好干，厂里会有你的用武之地的。公司总经理特别欣赏你，他特意让我把这个送给你呢。”潘厂长递给我一样东西，是一个如名片盒大小、只有三毫米厚薄的太阳能计算器，外面还有一个精致的皮套包装着。这个礼物我一直保存使用至今。二十年了，丝毫无损。

这次朗诵，也让我在三四百人的服装厂里一下子成了“名人”。后来，这篇《你的歧视我不懂》发表在了《宝山报》副刊上，我的写作**也开始蓬勃起来。经《宝山报》一位记者的介绍，我认识了钢铁研究所的刘金国老师，他把我写过的所有的小文章都要了去，先后在他主编的《钢研报》上发表，虽然每篇文章只有几元钱稿费，但我却感到了不小的满足和极大的自信。从此之后，一份心情或一个生活细节，都能成为我的写作素材。即使买一条鲢鱼做晚餐，我也会写一篇《红颜杀手》。看到每一篇手写的文章变成了铅字，那种成就感比上班拿工资还令人鼓舞。但与我的正式工作——流水线上缝纫工比起来，写作只能算是业余爱好。那时候的我，依然和第一次找到餐馆服务员的工作一样，发誓一定要好好干，在厂里干一辈子！一个来自农村的小丫头，又没文化又没靠山，如果能在大上海站稳脚跟，即使做一名缝纫女工，也已经值得全家烧高香了。何况在当时，这家服装厂的前程看起来无限美好。

1992年5月，服装厂和日本一家公司合资，正式更名为“上海熊田时装有限公司”，所有服装加工后全部返销日本，以生产童装为主。厂里所有人都欢欣雀跃，这就至少意味着，工厂的前景会越来越好了。

合资后，厂里扩大生产线，又招聘了一批外来工，成立了新车间。而我，竟然有幸被厂里提拔为生产组长。后来知道，这是潘厂长力荐的。当时为了提拔我，也颇有争议。因为我是第一个外来妹组长，其余的十多个组长，全都是上海本地人。有些人觉得，我资历太浅，还有些傲气（对看不起我的人，我也对他们置之不理），不足以管理和带领十多个人的小组。但潘厂长力排众议，坚决启用新人。于是，我戴上了蓝头巾（厂里的普通女工都是白头巾，组长是蓝头巾），成了车间里的一个小头目。

厂里共有四个缝纫车间，另外还有一个裁剪车间和一个包装整烫车间。每个缝纫车间有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十四五个员工。初次当上小头目，我每天勤勤恳恳，带着组员加班加点。在厂里，小组和小组之间有时也暗暗较劲，比产量和质量。在流水线上，组长并不是个清闲的“职务”，组长不仅要在缝纫技术上“二十四般武艺样样精通”，要会独立缝制任何一件新产品，要教会组员每个新产品的工序，同时还要保质保量。否则，出了生产或质量问题，都要唯组长是问。

与日本合资以后，日方派来了一位专管质量的经理，叫石川光付。这位日本小老头工作态度十分严谨，每天都在满车间转悠，甚至会亲自坐在缝纫机旁，指导新员工们缝纫操作技巧。我对这个勤劳睿智的日本老头敬佩不已。

我当上组长大半年后的一天，厂里接到一批急单，五百套儿童套装必须在三天内完成任务。正好我们小组上一批的活儿已经接近尾声，我主动向车间主任要求接下这批急单。我以极快的速度封好样（先做一件样品，送交质检部门检验），顺利通过质检后，迅速启动小组流水线，抓紧时间赶工。第一天晚上，我带领小组的姐妹们一直干到11点才下班。第二天晚上也干到11点。到了第三天晚上，还有一百多件的半成品没有完成，而第四天上午必须整烫包装出货，航空运往日本。如有延误，便得按照合同赔偿客户的经济损失。

只有加通宵了。夜里，整个车间只有我们这个组还灯火通明，机声隆隆。干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每个人都疲惫不堪，又饿又累，眼皮直打架，有几个姐妹实在熬不住，趴在缝纫机上睡着了。我也困啊，连续几天的疲劳早已严重透支了体力，但我又不能趴下。我只好搜肠刮肚地讲笑话，惹大家发笑，我还要求每个人都讲笑话，用笑话驱散疲劳，振作精神。望着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姐妹，体会我们相依为命的打工生活，我忽然觉得，世界上并非只有我不甘安于现状的，每个走出山村，走出家乡，走向都市的农村女孩，她们都很勇敢，她们都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熬夜的时候才觉得长夜漫漫，随着手表的指针一圈圈走过，窗外渐渐由暗到明，由明到亮，早晨的第一缕阳光从窗口照在了一张张苍白疲倦的隔夜脸上。而我们的任务也已完成了，大家都围拢在质检台前，打着呵欠，修剪着线头。

已经陆陆续续地有工人来上班了。令我惊讶的是，石川先生也一早来到车间，他是不放心我们能否完成任务。当他看到质检台上堆着如山一样的成品服装时，脸上漾起了满意的笑容。接着，他又用手比划着问我们吃了早餐没有，大家都疲倦地摇着头。石川先生转身就走了出去。

没想到，过了一会，石川先生和他的翻译钱先生提了满满两袋面包和饮料来到车间，让我们赶紧洗手，到走廊里去吃点心。对我们来说，加班赶工是常事了，但从没遇到过老板给员工买点心的好事。石川先生的做法令大家都很感动，更惹得其他车间和小组的员工们又羡慕又嫉妒。

后来钱先生告诉我，石川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他被我们这个小组员工的敬业所感动。他说在厂里这么久，第一次发现我们这个小组的员工如此敬业，这是很多上海员工都不愿意做或做不到的。也许就是从那时起，石川先生开始对我这个外来妹青睐有加。

通过这次加通宵，我也明白了一个职场规则：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敬业。唯有敬业，才会被人赏识敬佩，更能显示一个人的职业道德，也更能树立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

那是1992年初秋，我用执著和自信在这家蒸蒸日上的服装厂里占有了一席之地。我告诉自己：要想出人头地，机遇是关键。而在机遇来临前，一定要做好抓住机遇的准备。所谓，机遇只为准备着的人而准备着。

这时，当初我进厂时拿着我缝错的裤片对我冷嘲热讽的潘师傅已经退休了，他没能看到我当上组长，没能看到我在这个厂里出人头地。不过这已经不重要的了，我在心里依然感激他在我一进厂时，就狠狠刺痛了我的自尊。否则，我也许没这么快就扬眉吐气。人，有时候就需要无情的鞭笞，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所以说，蒙受羞辱或受到打击有时反而是好事——如果你把它作为鞭笞自己的动力的话。快马也需要加鞭，何况人呢？

由此我也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行，往往不是我们真的不行，而是因为别人说了我们不行。如果我们坚信自己行，就一定会行！

52

连续三年，我和川都没有回家过年，一方面是为了省钱，另一方面，是我不怎么想家。即使和川吵架的时候，即使在厂里受了上海人的欺负的时候，即使独自上手术台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妈妈，想过家。因为我知道，想他们也没有用，他们比我还脆弱，他们不会成为我的坚强后方。也许，是过去的磨难让我学会了独立。这种独立精神，在以后的生活中，对我来说，是优点，也是缺点。

对川，我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依赖心理。即使白天我在厂里受了气，或者和同事之间有什么不顺心，回家后一般也不会和他多说什么。如果他晚上去练健身，总要到九点半之后才回家，而我加班回家后也差不多十点半或十一点了。洗漱过后，我一般还要趴在桌上写点东西，他就看电视，或者睡觉。等我上床休息时，一般已经十二点多钟了。对我的晚睡，川也是有意见的，他认为我在有意逃避夫妻生活。说实话，潜意识里，我确有此念。

我们在生活中没有太大的矛盾，但夫妻生活除外。不知道是不是之前的几次堕胎手术使我对性产生了恐惧心理，总之，这是我唯一感到对不起他的地方。有时候，太长时间没有亲热，偶尔我也会顺从一下他，但自己并没有太多的快乐和满足。我经常扪心自问：我适合做一个妻子吗？

记得在我们同居后不久，好像是为给两家寄钱，我们发生了争吵。当时他很生气地说了一句：“要不是你把第一次给了我，我早就把你送回家了。”这句话让我伤心了很久，也深深地印刻在了脑海中。难道他对我并没有爱吗？只是因为我给了他“第一次”，他必须对我负责吗？这句话，他后来说过好多次。但他不知道，这句话对我的伤害有多大。男人和女人吵架时，永远都站在各自的角度，从来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尤其是木讷的男人。

到我们同居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双方家长都希望我们回去结婚，说村里人都在说我们的闲话。但我们那时既没钱、也没信心结婚。心底里，我实在没有信心做一个合格的妻子。而川，对结婚，也一直持着可有可无的态度。别人所说的“捧着玫瑰、托着戒指、跪地求婚”的浪漫情节，从来没有在我们之间发生过。也许他的独身之念自始至终地影响着他。也许，他还是不够爱我。在我们的爱中，他是被动地爱着的，我俩的爱情自始至终都没有同步——我爱他的时候，他不爱我。等他终于爱上我的时候，我已经疲倦了。这，也许是我们感情的致命伤。

在上海过第三个春节的那个年三十晚上，我又喝醉了。

大年三十是川的生日，年初一是我的生日，我去镇上的蛋糕房订了一块大蛋糕，写上我俩的名字。我还特意买了一瓶白葡萄酒和几支蜡烛，做了几个菜，准备和川晚上好好庆祝一下我俩的生日，同时也为庆贺新年。但没想到，川对我精心准备的“浪漫情调”居然一点不配合，他极不情愿地尝了一口酒，就皱着眉头说不好喝，然后推开酒杯，拿碗盛饭去了。我还满怀喜悦地说：“今天是好日子啊，应该喝点酒庆祝一下。”

“这酒像马尿，难喝死了，既然是好日子，我为什么要自找罪受？吃点饭多好。”他自顾自地扒起饭来。满心热望霎时坠入了冰窖，我强抑住心内的悲凉，一个人自斟自饮起来。

他就是这样的逻辑和脾气，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你打死他，他也不会做。凡是他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不愿意接近的人，他绝不会强迫自己去接受它或他们，也不会给任何人面子。比如，他平时在单位，远远地看到领导从前面走过来，他就会绕道而行，尽量避免和领导碰面，也从不主动和领导打招呼。逢年过节，他的同事们都会给领导拜年，但他从来不会去。他唯一走得比较近的，是一位姓陈的科长，这位科长平时没架子，而且是他间接地帮我介绍了服装厂的工作。所以，他对这位科长比较敬重，在所有的领导里，他只会给陈科长拜年。

我们有个本村的老乡，当时在上海某部队当政委，家住吴淞口，我妈和这位老乡大哥的妈妈在村里是十分要好的姐妹，我妈生病时，政委大哥的妈妈还借钱给我妈看病。于是我妈总是在信中叮嘱我：逢年过节去看看老乡大哥。于是，我们在上海过第二个春节时，便准备借此机会和川一起去拜访一下老乡大哥。谁知，川就是不愿意去。说我们又不用求人家什么，干嘛要去给人家拜年？后来，在我的几次三番恳求下，他才勉强同意陪我去。那次，我买了一只大蛋糕，因为我们得知老乡大哥有一对双胞胎女儿，这也算是给两个孩子的礼物吧。可一路上，川都不理我，一个人远远地走在前面，满脸不高兴，我提着蛋糕，紧追紧赶也跟不上。

虽然最后总算圆满地陪我拜访了老乡，但川始终满腹怨气。他一再告诫我：“下次你要去你去，别再拉上我了。”不会阿谀奉承，不喜欢和当官的打交道，这是川的优点，但有时候也是一种缺点。我也不喜欢阿谀奉承，也不喜欢和做官的打交道，但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礼节，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有时候还是应该遵循和固守的。人，作为一份子活在世上，毕竟不能离群索居，不能遗世独立。

如果说他是个榆木疙瘩，不懂人情世故，但他有时候说出的生活哲理却又让人意想不到，他的意识也很超前，他喜欢看国外的译制片，崇拜施瓦辛格和史泰龙等硬汉，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可是，在某些事物方面，他又偏激固执得让我咬牙切齿，但也无可奈何。

平时，每当我俩在对某件事物产生不同意见的时候，只要看到他右边的眉毛一挑，眼神一飘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准是对我所说的话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每当他的这种表情一出现，我就觉得他好陌生——当年我暗恋的那个单纯幽默的少年哪里去了？是我看错了，还是他变了？

这一次，当他在我俩过生日和新年的日子居然都不愿意陪我喝杯酒，可想而知我的心情多么落寞和悲哀。我一杯杯自斟自饮着，他一口口地扒着饭，什么话都没有。外面的鞭炮欢天喜地地炸响着，我们的小屋里除了电视里的春节晚会，没有任何喜庆的气氛。

连蜡烛都泪流成河了，而我的泪，只能随着酒往心里倒流……

整整一瓶白葡萄酒被我喝干了。开头的时候，我还听到他让我别喝了，如果他的口气温柔一点，态度好一点，也许我就不会把自己灌醉了。潜意识里，我就是想喝醉。醉吧，醉吧，醉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真的醉了。

真正清醒过来，已经是大年初一的下午。先是嗅到一股怪味，好像馊了的酒糟味道，经久不散。再费力地睁开眼睛——天哪！这是我的房间吗？身上的被子哪里去了？怎么满床的毛衣和棉衣？再看屋子里，一地的床单、被子、毛毯……窗帘还挂着，可以看到外面的天光。房东家的人在外面说话，稀稀拉拉的鞭炮声远远传来。电视开着，却没有声音。我挣扎着下床，才看到他像个木偶一样坐在椅子上，无声地看着电视。

我看着凌乱的房间，茫然地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他右边的眉毛又挑了起来，“都是你干的啊！”我干的？我使劲回忆我都干了些什么，但是没有一点记忆。

川恨恨地问我：“你吐了几次你知道吗？”我茫然地摇头。

“我给你洗头你知道吗？”摇头。

“给你换衣服、换被子你知道吗？”继续摇头。

“我用针扎你的手指头，你知道吗？”我看看十个手指头，还是摇头。

“你为什么要扎我的手指？”我缓过劲来，这个人居然趁我酒醉后，如此暴力和阴险地虐待我？

“你吐了自己一头一身一床，我半夜起来换床单，你还好意思说！你的头发上吐得一塌糊涂，本来不想管你，看看又不忍心。我把你抱起来，准备给你洗头，你那头长发真够烦的，我一气之下，真想两剪刀给你剪了，又怕你醒过来伤心。你在椅子上又坐不住，一坐就往地上溜，我气得真不想管你了，就让你躺在地上，看看你又可怜……只好一次次把你往椅子上搬……我给你洗头的时候，你还不老实，老往地上溜，我就吓唬你，说你不坐好了，就拿针扎你手指头，你居然还知道怕，求我不要扎你，但你就是不清醒……你头发那么长，我要一边烧水，一边帮你洗，总共洗了四盆水……你看看这些被子、床单、毛毯，就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了……”他一口气说完整个经过，脸色通红，看样子是被我气得不轻。说完，也不看我，眼睛又盯在了电视上。

“你真的用针扎我了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他不吭声，也不看我，眼睛直盯着电视。

我认真地检查自己的手指，完好无损，没有一个**。我确信他只是吓唬我而已了。可是，为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这一夜都发生了什么呢？

呕吐、换衣服、洗头——如此折腾了几个小时，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难道那几个小时，我的灵魂和肉体分开了吗？这一夜，我的灵魂去了哪里？

至今，我依然无法解释这次醉酒之后的怪异现象——我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一夜，对我来说一片空白。就好像我直接从年三十晚上的喝酒时刻直接跳到了年初一的下午醒来，之间的十多个小时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

以前，我也曾酩酊大醉后，也吐得一塌糊涂过。第一次醉酒是我十九岁生日那天，也是大年初一，我喝了大半瓶白酒，结果醉得一塌糊涂，吐得昏天黑地，最后把胆汁都吐了出来，但那次我清晰地记得妈妈和妹妹怎样喂我喝水、帮我敷热毛巾的情景。而这次，居然什么印象都没有！

是谁，偷走了我这一夜的记忆？

那个春节，我们的小屋中始终弥漫着一股怪味。年初二和初三，我一直在家里做卫生，洗被子和衣服，将功赎罪。大年初四，我做了一个惊人之举——去理发店把自己蓄了多年的及腰的长发一剪了之！理发师居然不忍心下手，一遍遍地问我是否考虑好了。我说是的，你剪吧，我不后悔！理发师能够理解我剪发，只是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剪得像男孩子那么短。那时候郭富城非常火爆，而我理的，就是他的那个发型。后面的发根剃得很高，前面的头发有些长，向右边斜分。

当我顶着“郭富城”发型回到家的时候，川惊异地盯着我看了数秒钟，才问了一句：“那么长的头发，怎么舍得剪掉？”我冲他笑：“剪掉了，就省得你再帮我洗头了啊！”我把剪断的头发带回了家，用一根红绳绑了，放进了箱子里。

之后，再也没有醉过。之后，学会了克制。之后好多年，我都没有留过长发。

53

回忆，就好像推开一扇尘封已久的门，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在结满蛛网的老宅里寻找自己丢失已久的旧物。有些旧物因岁月的延续而成了珍贵的古董，有些旧货则因经不起岁月的等待而成了消散的灰烬。在上海打拼的八年，无疑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宝藏。它丰富多彩，有笑有泪，有爱有恨，有得到也有失去，有疼痛也有快乐，有悲伤也有幸福。上海，无疑是我人生飞跃的起点站。

1993年初，我的一首小诗《嫦娥》经《萌芽》的沈刚编辑推荐在《上海侨报》上发表了，我得到了生平的第一笔稿酬——5元钱。我把这笔钱仔细地放在笔记本的夹层里，从未舍得用掉。对我，这是个美丽的纪念。以后，我写得越发勤奋。不管下班多晚，总要写上几页纸。

值得庆幸的是，川从来不干涉我看书和写作。那时的写作苦到极点，夏天，我就坐在饭桌前写字，桌子下面点着蚊香，头顶上开着吊扇，尽管如此，常常还是有汗珠滴落到稿纸上。最苦的是冬天，夜里很冷，为防冻手冻脚，只好坐在被窝里，腿上垫着厚书埋头写，久而久之，脖子和腰背都酸疼酸疼。一开始，川对我如此用功感到不以为然，但见我实在顽冥不化，他也无可奈何了。后来，他还用几片木板帮我钉了一个架子，可以架在被子上写字。

6月的一天，我将母亲在山上砸石头的故事，写成了一篇散文——《母亲·铁锤·石头》，寄给了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之后，我天天盼星星盼月亮，但一直没有盼到用稿通知，也没盼到退稿信，渐渐的就失望了。心里只能自我安慰：《新民晚报》，多牛的报纸啊，副刊一向是名家的阵地，我冒昧投稿，太自不量力了吧？

谁知，两个月后的一天，潘厂长忽然跑来车间，悄悄问我：“小赵，你是不是在《新民晚报》上投稿了？”我从缝纫机上抬起头，迷茫了好一会儿，脑筋才转过弯来，她怎么知道我投稿的？我只好含糊着点了点头。潘厂长变戏法一样，从背后拿出一张报纸，递给我：“这就是你写的吧？”

天啊！《新民晚报》副刊的头条，赫然是我写的那篇《母亲·铁锤·石头》！眼眶蓦然温热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在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章啊！居然梦想成真了！潘厂长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小赵，你很年轻，又能干，以后一定会出人头地的。我很看好你！”我只是傻傻地点着头，脸上漾着笑，眼睛一刻也没离开报纸上我的名字。

几天后，《新民晚报》的稿费单也寄到了，居然有120元稿费！回家后，我从包里掏出稿费单，不无炫耀地“刷”地亮在了川的眼前：“看看，这是什么！”

见我拿到了如此“巨额”的稿费单，川也很惊喜，他由衷地说：“萍，你真行，我以为你不过写着玩玩的，没想到还真能发表，以后说不定你会当作家呢！”我说：“作家不作家我没想过，只要我写的文章能发表就行啦！”

1993年，我开始时来运转，而川，却恰恰相反。

那一年，由于很多国营单位进行体制改革，精简部门，宝钢也不能例外。川首先被转岗到了检修公司电工班，每天要去一线现场上班，爬电杆、接电线，每天风吹日晒。以前，他都一直是在材料处大院里上班，拥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七八十平米的大木工房，只有一个老师傅和他搭档，非常自由。可分配到前勤一线之后，惬意的日子立刻被颠覆了。

首先，他要学习电工技术，这对他来说倒不难，他的动手能力特别强，而且脑子灵活，踏实肯干，在工人里面算是积极苦干型的。可是，多年的大锅饭和无所事事的工作环境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产生了惰性心理，那些原本来自农村、营养不良的黑瘦孩子，在宝钢几年大锅饭的滋润下，个个养得心宽体胖，过得心安理得，以为从此端上了铁饭碗，一辈子衣食无忧。所以，现在忽然碰到体制改革，从养尊处优的后方被发配到了风吹日晒的前线，心理非常不适应，一时间怨声载道，牢骚满腹。

川有时回家后，也会对我发牢骚，抱怨国家体制改革的不合理和残忍。我有时也用“天无绝人之路”来安慰他，有时候，听他的抱怨多了，也会忍不住说他几句：“你们这些人已经被大锅饭惯坏了，以为你们这辈子可以躺在父辈打下的江山上睡大觉，所以都失去了干劲，你们现在缺少的就是面对现实的勇气，看来，你还得趁年轻多学点东西，否则很容易被社会淘汰。”但他似乎听不进去。

之前，我就曾听川的爸爸讲过他的“革命史”——六十年代大炼钢铁，全国招工，全国很多农村孩子为了能吃上皇粮，拿上工饷，纷纷报名当了工人。他们那批六十年代的工人，后来辗转全国，去过四川攀枝花、湖北武钢等地垦荒炼钢，吃了不少苦。企业正是念着这批老工人的劳苦功高，为了照顾他们的情绪和感情，才在他们退休之前，将他们的孩子以顶替父职的名义招工进厂，其实这些农村孩子，文化水平不高，除了被安排到生产一线干苦力，什么也不会。当改革大潮席卷而来后，他们立即被冲击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他们总是念念不忘企业改革前的安逸和舒坦，抱怨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和劳累。可是，他们不想想，如果不改革，企业能有发展吗？我都没好意思对川说——你们这些满腹牢骚者都是些鼠目寸光、游手好闲之辈！而且，这还是单位改革之初的小动作，没有一开始就痛下杀手。几年后，当企业被形势所迫、不得不“赶尽杀绝”将他们减岗裁员时，才将他们逼到了真正的绝境。当然这是后话。

那时，我就建议川趁年轻学点什么，万一以后面临工作危机，也不至于被社会淘汰，但他总是不置可否，我对他的“不求上进”非常无奈。他一直是那种随遇而安的人，得过且过，对未来没什么规划。他也从来不做有风险或有困难的事情，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并且确信能够做好的事情。他的这种四平八稳的生活态度和我不停要求自己进步的态度完全不同。他喜欢安稳，我喜欢挑战。他安于现状，我渴望进取。

同样是1993年，川在上班时出了一个大事故，差点酿成惨祸。10月的一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发现川坐在桌子前面翻一本杂志，而厨房里冰锅冷灶，菜也没买，饭也没做。我觉得好纳闷。我说“你怎么……”，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就发现他的神色有些不对劲。他眼巴巴地看着我，嘴巴噘着，满脸奇怪的表情。我们家的饭桌是房东家的旧八仙桌，穿过桌子腿，我忽然看到川的一条腿是白色的——打着石膏！“呀！”我一下子惊叫起来！

他这才慢吞吞地说话了：“今天下午，我们去抢修一条线路，结果，我刚爬上电杆就掉了下来……”原来，是他守在机房的同事没有将这条线路的电源切断，他刚碰到电线，就被巨大的电流击倒了。想象他从十多米高的电线杆上掉下来的情景，简直不寒而栗！我真是又气又急又心疼。多危险啊！万一……我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他居然还笑着安慰我：“没事的，就是左腿骨折了，已经打了石膏，我可以休息一个月了。”我依然不能停止哭泣。边哭边埋怨他：“你为什么不给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啊？”

“告诉你有什么用啊！反正已经发生了，告诉你反而让你白担心，我有几个同事在旁边，他们马上把我送到医院。”他依旧口气淡淡的，“同事们倒是吓坏了，看到我从电线杆上掉下来，他们都吓傻了，以为我被电死了呢。”即使哭着，我依然没忘记数落他：“那你也太掉以轻心了，怎么不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领导已经为这个批评过我了。我这个月的安全奖金也被扣了。”他还告诉我，他从电线杆上掉下来的时候，他的头部旁边有块尖利的石头，只差几厘米，他的脑袋就砸在了石头上。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只能这样安慰川。然后赶紧骑车去菜场买菜，我知道伤筋动骨的人最好喝骨头汤，于是买了筒子骨回来炖汤，又买了鲫鱼、豆腐和各种蔬菜，回来后马上风风火火地做饭。这些事情，以往都是川做的。他下班回来时刚好经过菜场，顺便买菜回家。每当我下班回家时，他要么在洗菜，要么已经做好了。吃过饭，他就去健身房练健美，我就在家爬格子。而现在，生活秩序全被打乱了。

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川忽然对我说：“你知道我从电线杆上掉下来的时候，想到了什么吗？”我说只有零点几秒的时间，能想什么呢？

“想到你了。”他温柔地搂过我，声音有些异样，“真的，那一瞬间，我只想到你。我心里说，完了，萍，完了……”

这是他对我说过的唯一煽情的话。他不是善于言辞的人，我相信他那一瞬间的想法。换了我，最先想到的肯定也是他。我悄悄抹去眼泪，故作平静地对他说：“为了我，你以后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注意安全，这次就是一个教训！”他连连点头，保证下不为例了。

那段川的腿受伤的日子，是我们生活多年来、我唯一伺候他最多的时间。那段时间，我前所未有地繁忙起来。我要上班，还要买菜做饭，洗衣做家务，但却没有任何怨言，很奇怪。如果在平时，川的腿没有受伤的时候，让我一个人做家务，而他跷着腿坐在那里看书，我的心理就会不平衡。通过这件事，我发现——有一种幸福，叫付出。因为你爱对方，所有付出都变得理所当然，心甘情愿。

后来，川的腿好些后，他就开始拄着拐杖或单腿跳来跳去地做饭。每当我回家看到香喷喷的饭菜，真的很感动。我们也没有告诉家人他的腿受伤的事情，怕家人担心，这就是相依为命吧。

54

川在家里休息了一个月就上班了，虽然他的腿还有些一瘸一拐，但并不影响他骑自行车，单位也暂时安排他做一些轻松的后勤工作。在家休息的那一个月里，川由于只吃不练，养得又白又胖。

到上海打工三年，我和川都没有回过一次家。一是因为经济拮据，二是因为没有勇气。眼看1994年的春节即将来临，我和川又到了犹豫不决的时候。回家，还是不回？

就在春节前几天，我的身边发生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情——厂里有个名叫陈花娇的四川打工妹，有天晚上，她加班到11点才回家，没料到，在骑自行车横穿厂门口的公路时，被一辆超速行驶的大货车当场撞死，而肇事车趁着天黑逃之夭夭。陈花娇的死，让我领悟到了生命的无常与脆弱，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能延续多久，不知道在生命戛然而止时会有多少遗憾留下来。她的死，也让我学会了珍惜很多东西，比如生命和亲情。

我回家和川说起陈花娇之死，并告诉他，我想回家过年了。川叹息着说：“我从电线杆上掉下来之后，就想过生命无常，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一定要对父母尽孝，否则会落下一辈子的遗憾，我也早就想过该回家过年了……”

于是，1994年春节前两天，我们终于挤着沙丁鱼一样的火车回到了老家。三年过去，虽然不是衣锦还乡，但也算体面地回来了。我们给双方的父母买了很多礼品，也给各自的亲友带了一些礼物。虽然花掉了我们差不多一年的积蓄，但依然很开心。初次回家的心情是很激动的，不知道家乡变得怎样了。村里人还记得三年前我和川的“私奔”吗？人们还会笑话吗？近乡情怯，每接近家乡一步，就觉得心跳增强了一分。

下了火车，我们先乘坐汽车到市郊，然后再叫了两辆摩托车，每辆5元钱，我和川一人乘坐一辆，“突突”地往我们的村庄飞跑。路还是那条路，还是那么坑洼不平，还是一会儿“高山”，一会儿“大河”。可能前两天刚刚下过雨，路上的低洼处还结着冰碴和泥水，而大石块和小石子依旧洒满路面，一切和三年前一模一样。因为这条路，回乡的热切的心情一点点被吹凉了。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风云变幻，我的家乡依然蓬头垢面，没有换上新鲜的面容。

远远地看到那座让我爱恨交加的山了，三年不见，它越发矮小了。周边的楼房倒是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可见村人倒是富裕了。

摩托车经过山口时，我看到山已经深深地凹陷进去，满目疮痍，心里蓦然涌起一阵酸楚的感觉。曾几何时，这里留下我太多的爱恨啊！摩托车进了村子，有过路的村人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们还没来得及招呼，就擦肩而过了。

回到家，父母显得很激动，三年未见，亲人间反而多了一些客套和拘谨似的。一会儿帮我们递板凳，一会儿帮我们倒茶，然后就坐在我们面前，用从未有过的“亲切”神态听我们说话，反而让我有些不适应。妹妹显得成熟安静多了，一直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我和妹妹经常通信的，她在信里曾说过，也想去上海打工，这次回来，我就是准备带她去上海的。

而我的爸爸妈妈明显的老了，除了一如既往的消瘦，才五十多岁的他们已经有了半头花发，那白色的部分还不是全白的，而是灰黄色的，就像贫瘠的土地上长出的青黄不接的庄稼，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时光的摧残，一片枯萎之色。看着让人心痛。

川把给我父母的礼物一样样拿出来，我父母都爱抽烟，所以给他们每人买了两条烟、每人两套内衣裤、保暖鞋、软糖等等。当然，给川家的也是一模一样的礼物。父母一边埋怨我们“瞎花钱”，一边喜滋滋地接过去，一边又把目光瞄向另外的包。这就是我最真实的父母。

本来这次回来，仅仅是过年而已的，没想到，母亲却在我和川刚喝两口热茶后，说出一句话：“你们也老大不小了，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干脆就把事情办了吧，省得村里人老嚼舌头。”我和川不由得面面相觑。

在我们老家，拿结婚证不是结婚，只有举行一个通俗的乡村婚礼仪式，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结婚。可我们这次回来压根没打算举办婚礼，所以和川犹豫了好一阵。但是看着父母眼巴巴的眼神和他们日渐衰老的面容，真的不忍心拂逆他们的意愿。川只好嗫嚅着说：“我回去和家里商量一下吧。”

川的父母自然不会反对的，他们也一直求之不得我们早点结婚，再生个“一儿半女”，他们就安心了。其实，我对结婚这事根本不上心，川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为了双方家长在村里的“面子”问题，我们不得不遵从父母的意愿——结婚。

“结婚”的日子仓促地定在正月初四，因为我们初七就要回上海，初八上班，时间仓促，根本来不及准备。再说，所谓婚礼，也就是请两家的亲友吃顿饭而已。我家满打满算，也就两桌的亲友。父母本想“隆重”一下，毕竟我是家里的长女。但我觉得没必要，我不喜欢张扬，不喜欢复杂，不喜欢应酬，不喜欢折腾，事情越简单越好。妹妹建议我和川去市里拍套婚纱照，我也觉得没必要。至今，美轮美奂的婚纱对我而言，依旧是一片梦中的风景。

因为川在老家没有房子（虽然他家造了一栋两层楼房，但他的父母早就言明这是为他的弟弟所建），所以，我们只好暂借他弟弟楼上的一个房间作为我们的“新房”，我也没有任何意见，毕竟，我们不会在家里呆太久。

婚礼之前，婆婆给我1000元钱，说家里困难，只能给我这点钱，让我买几件衣服和鞋子。我爸妈得知婆婆只给我这点钱，感到有些不爽，心理很不平衡。我爸妈的理由是：我的公婆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结婚时，父母给他们盖了三间大瓦房，还打了满房家具，体体面面地把媳妇娶回了家；小儿子虽然还没结婚，但楼房也造好了。唯独川在家里连一间房间都没有，而且我们结婚他们只给这点钱，是不是太看不起我们娘家人了？

我劝父母：“我们以后肯定不会再回农村生活了，要房子干什么？川虽然没房子，但却有一个铁饭碗，这比他们兄弟俩幸运多了，别计较了……再说，我们家也没什么陪嫁的啊，这样也算两平了……”尽管父母心里不舒坦，但在我的一再劝说下，总算消了气。我去街上买了一双红皮鞋和一身深红的套裙，给川买了一件新羊毛衫和一双新皮鞋，这就是我们的“新婚”行头了。

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如果是本村男女结婚，在“婚礼”当天早晨，新郎家必须请几个精壮汉子做“轿夫”，和几个女性亲友一起前来迎亲。然后“轿夫”将头顶红纱巾的“新娘子”从家里背出去，然后绕村一周，再背到新郎的家里去。新郎家会在门口放个筛子，让新娘子站在筛子上，据说这样是为了压一压新娘子的坏脾气，但又不能让她的脚沾地，然后再由新郎把新娘子或抱或背到新房里去，婚礼就此结束。当然，在此过程中，鞭炮会一直放个不停，迎亲队伍中的女性亲友会不时地往地上撒糖、撒烟，吸引大人小孩前来抢夺，气氛会很热闹。所以，迎亲队伍后面总会跟着很多看热闹的大人小孩，一路喜气洋洋地追随到新郎家，一般情况下，还会闹洞房。

相比之下，我们的“婚礼”只能算是一个寒碜的“游戏”。当天早晨，川家请来的“轿夫”（我们村里有名的“轿夫”王二哥）和一行人来到我家迎亲，我妈像所有嫁女儿的母亲一样，在我的床头哭哭啼啼。姑妈和其他几个亲戚也在房间里，红着眼圈，不时叮嘱我几句类似“三从四德”的古训，偶尔也有几句现代的祝福之语，可当时的我完全没有做新娘子的激动和喜悦，好像这是一个我不得不完成的无聊的程序和仪式，只有完成了这个程序和仪式，才可以让两家父母安心，而我也总算完成了一个做女儿的起码的孝心。这一切，我是为他们做的，并非为了我自己。所以，这一天对我来说十分平常，心情也比较平静，我只希望这个“游戏”快点结束，两天后，我就从这里逃之夭夭。

我该“上轿”了，我盖着大红头巾，屈起双膝，趴在了“轿夫”王二哥的背上，双手揽住王二哥的脖子，王二哥的双手便紧紧地托住我的双膝，就像“猪八戒背媳妇”一样背起我，一阵鞭炮鸣响，我就被一群人簇拥着，“浩浩荡荡”地绕村一圈，然后往川的家走去。妹妹和三叔家的表妹做我的伴娘，她们紧跟在我的后面，送我去婆家。

这天是阴天，并且下着小雨。听老人说，女孩出嫁这天下雨，未来的路将不太好走。在这个阴沉的雨天出嫁，让我对未来的日子产生了一丝忧虑。

平时，我家和川的家的直线距离大概也就200米吧。可因为要绕村一圈，所以路程就显得有些漫长了。我猜想王二哥背我的样子一定越来越狼狈了，因为我已经感到了难受，感觉自己快要从王二哥的背上掉下来了。

终于到了川的家门口，鞭炮早就热闹地响了起来，王二哥把我放在筛子上，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接着就该川来把我抱进屋子了。可是，我像个傻瓜一样乖乖地站在筛子上，川却迟迟没有出现。我听到有人在大声喊他，让他下来背新娘子，可我却听不到他的应答。我明显感到周围有很多看热闹的村人在嘻嘻哈哈地议论着什么，让我感觉自己就好像被人参观的动物，无奈而窘迫地接受着别人的围观和指点，而且无路可逃。虽然我头顶着红纱巾，却感觉人们的目光早就透过纱巾，火辣辣地刺在我脸上，让我难堪和狼狈极了。怒气在我心里升腾！川在干什么？怎么迟迟不来接我？故意晾我是吗？他怎么能这样？今天好歹是我们“结婚”的日子，他怎么能如此不给我面子？故意让人看笑话吗？我真想掉头就走，回家去！如果不是妹妹扯住我的衣袖，只怕我真的会拂袖而去！至于后果，我不会去想！此时此刻，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以前总是听说有些新娘子到了婆家门口，会一脚踢掉筛子，径自冲进房间的。因为这样的等待和围观，实在太让人太难堪和狼狈了。

川终于从屋里出来了，还慢吞吞的。他一路走还一路嘟囔着：“她自己为什么不能上去？”旁边有个他家的女亲戚喝斥他：“这是规矩，哪有新娘子自己走进门的？”如果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果今天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如果不是考虑到父母的面子，如果不是……我想我一定会发作的！我真佩服我当时的忍耐力！

终于，川将我背进了我们的“新房”，迎亲的队伍也散了，房间里只剩下妹妹和表妹，还有川。我再也忍不住，一把掀掉头巾，怒气冲冲地问他：“你刚才干什么去了？把我晾在下面好几分钟，故意让人看笑话是吧？”而他的回答差点让我发疯——他居然说：“我刚才在睡觉，没听到别人喊我，昨晚和几个兄弟打牌，很晚才睡……”我那个气啊！看着他睡眼惺忪、还略显红丝的眼睛，刹那间，我真的感到一阵悲凉——这就是我的“婚礼”吗？虽然它看起来简单，但至少也是我们人生中的大事啊！即便是做给别人看，但至少也得尊重对方吧！你能体会到我刚才被人围观的难堪和窘迫吗？

我真的太难过了！照理，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我应该隐忍和宽容的，但我心里积压了太多的委屈和难过，我需要发泄。我哭了，妹妹和表妹也哭了。在这个喜气洋洋的日子里，在我做“新娘子”的这一天，我哭得痛不欲生。我在家里和妈妈分别的时候没有哭，却在婆家、在我的“新郎”面前哭了，我到底为什么而哭呢？我说不清楚，就是想哭。心里好像囤积着一座委屈的冰山，终于被今天的怒火点燃融化了……

之后，川也没有为“婚礼”那天的怠慢向我道歉，他依然固执地认为自己那天没有错。而我，却因为这天他无视我的尊严、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并且拒不认错而久久不能释怀。

55

一场无聊而寒碜的“婚礼”后，我和川就要回上海了。初六那天，妹妹可怜兮兮地来问我：“姐，你能带我去上海吗？”我说打工很辛苦的，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你能吃苦吗？妹妹说：“吃再多的苦我都不怕，我不愿意在家每天看着爸妈吵架。从你走了之后，我就成了他们的出气筒……”妹妹说着，眼圈就红了。

妹妹的话让我心酸，为父母而心酸。如果连自己的子女都不愿意呆在身边，争先恐后地要离家出走，作为父母，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更可悲的是，我们的父母永远不会想到这一点。当我和父母说，要把妹妹带去上海打工时，父母倒没什么意见，他们只关心我们每月能给家里寄回多少钱。

好在川也没有反对我带妹妹去上海，他唯一担心的是，妹妹住在哪里。我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去了再说吧。

于是，大年初七，我和川带着妹妹来到了上海，当时我们厂里一直在招工。好歹我也是个小头目，凭着“三分薄面”，很轻易地将妹妹安排到一车间四组做了拷边工。相对流水线上的缝纫工而言，拷边工算是比较轻松的活儿，也不会和同事抢活儿干。因为共同的苦难，我对妹妹一直都有着一份想要呵护和保护她的强烈心理。我一直鼓励妹妹好好干，给自己挣嫁妆。

那时妹妹21岁，正和我的表弟（继父的外甥）开始一场纠结的恋爱。妹妹和表弟算是真正的青梅竹马，他俩从小学开始就是同班同学，后来初中也在一所学校，每天上学放学都一起走。回家时，我听说村里追求妹妹的男孩也有好几个，但我表弟长得最帅，人也最实在，所以我家没有任何人反对他们交往。最高兴的人当然是继父了，亲上加亲啊！妹妹和表弟同年同月出生，都属牛，脾气都有些犟，在一起时经常为一点小事拌嘴，所以妹妹决定出来打工，冷静地思考一下两人的感情该何去何从。

妹妹来上海之后，多少有些影响了我和川的生活。为了省钱，我们没有给妹妹单独租一间房子，而是在我们的床对面，靠墙支起了一张单人木板床，挂起了蚊帐。接着，我又用厂里的废布边角料拼接了两块大大的“门帘”，然后将两块“门帘”分别挂在了两张蚊帐的前面，以此遮挡一点隐私——就和电视剧《蜗居》里的海藻住在姐姐海萍家一样。这样的日子，有温情，也有尴尬。川也曾在私下里向我抱怨过，三人同居一室给我们夫妻生活带来的不便。但我只能安慰他，这只是暂时的。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从那时起就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

1994年，我的人生有了意想不到的飞跃。

首先，我写的一篇征文获了奖，还在上海电视台漏了一回脸。

这年夏天，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征文消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联合举办“打工在上海”征文，要求写出打工一族在上海的真实生活和工作状态。作为打工妹，我自然不愿放弃这个机会，我决心一试。在选题上，我想起了葬身车轮下的陈花娇。她的打工故事，无疑是动人而悲情的。之后，我用两个晚上写出了这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后，我点出了写这篇文章的主题：金钱固然重要，但生命更为可贵。虽然我们只是卑微的打工妹，但切不可为了暂时的利益而透支自己的生命。没有了生命，任何梦想都将灰飞烟灭。

然后，我把文章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用挂号寄给了“打工在上海”征文组。接下来就是盼望了。我对这篇文章的信心非常大，我觉得自己写出了打工者真正的生存状态，并且饱含真情。我相信，任何人读了这篇文章都会唏嘘不已的。

果然，我的《花娇》最后获得了一等奖。我得到通知，将在上海老八仙桥饭店领奖。我准时去了，辗转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到了那里才知道，征文的评委们都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的资深编辑或总编，还有沪上知名作家。参赛的作者大部分是报社记者或通讯员。像我这样来自车间一线、地地道道的打工妹是唯一的。颁奖过后，当时还在上海电视台《文化风景线》做主持人的和晶在现场采访我，和晶问我：“你是高中毕业出来打工的吗？”

“不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话音一落，当场很多作家、记者先是愕然，既而为我热烈鼓掌。在和晶的追问下，我简单地说了自己来上海打工的经过。人们频频点头，我从他们的目光里看到了欣赏和赞许。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上海人的承认和赞扬。我低着的头开始自信地昂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写征文获奖，奖金200元。不久后，《花娇》便刊登在了《上海故事》杂志上。该杂志副总编辑蔡鹰扬老师对我说：“小赵，你让我们上海人汗颜。如今多少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呢！你倒好，不仅在上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能写一手好文章，好好写吧，你会成功的。”后来，蔡老师自己写了一本书，把我的故事也写进了他的书里。

也就是从1994年起，我的写作生涯正式开始。当时比较喜欢读《知音》、《女友》和《现代家庭》等杂志。那些杂志里刊登的活生生的家庭生活故事激荡着我，我想：发生在我家的故事够复杂坎坷的了，那是多么好的写作素材！

经过一番酝酿之后，我鼓足勇气，以母亲半辈子的不幸遭遇为主题，写成了一篇《妈妈，别哭》，邮寄给了《现代家庭》的林华编辑。没想到，过了半个月左右，我收到回信，我的原稿夹在里面，我心里一冷，以为又是退稿。但是，我打开一看，立即惊喜交加——林华编辑给我回了一封短信，让我重新修改一下文章，她还在我的原稿上提出了修改意见，有的错别字也改正了过来。捧着自己的原稿，我竟然有点想哭——希望在燃烧了！

我很快满怀激情地改好稿件，然后转乘了好几路公交车，亲自送到了《现代家庭》杂志社。可惜林华编辑当时不在，我只好把稿子交给了其他编辑，他们答应我会转交给林华。接下来就是忐忑不安的等待了。那些日子，做梦都是捧着新出版的杂志，范进中举一样狂奔在路上……

两个月后，我终于在书报摊上看到了新一期的《现代家庭》，头条便是我写的《妈妈，别哭》，足足有三个版，妈妈和继父的照片刊登在版面中间，作者署名是“赵美萍”。我欣喜若狂，一口气买了5本杂志，欢天喜地地跑回住处，读了一遍又一遍，一边读一边流着欣喜的泪水……

两个月后，我的另一篇《继父，也是父亲》又在《现代家庭》上发表了。这是一篇散文，写得很美，很情真意切。每个字都是饱含泪水撰写的。

这下，全厂所有人都知道我会写文章了。我从女工们眼里看到的是佩服，从上海人眼中看到的依然是不屑。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任何目光都改变不了我写文章的激情。有梦不觉人生寒啊！

也就是这年秋天，我的人生有了第二次飞跃——升职。

九月的一天，潘厂长把我叫到办公室，第一句话就吓了我一跳，她开门见山地说对我说：“小赵，你很聪明，又很能干，我一直很看好你。你在厂里三四年，一直是我们重点培养的对象，现在厂里决定调动你的工作……”我的心“怦怦”跳动起来，不知道有什么好差使落在我的头上。

“厂部研究决定，把你调到技术部做技术员。你也知道，金科长要生孩子了，现在技术部只有一个技术员，忙不过来，这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你这么聪明，很快就会适应的。”

“我……我恐怕不行吧。我不懂日语，从来没看过设计图，又没在技术科实习过，万一出了差错……”我胀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

“这些你不要担心，石川先生会指导你的。”潘厂长继续鼓励我，“随着工厂规模的不断扩大，厂里决定培养有文化的后备人才，第一个就选了你，你一定要把握好机会，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呢！”可不是么，进技术科不仅意味着不用加班加点，好歹还是坐办公室的干部呢！

我只得硬着头皮接受了新的挑战，硬着头皮坐进了技术科办公室，硬着头皮看起了日文技术资料，也硬着头皮接受了命运意外的垂青。

56

我24岁的时候，命运开始真正地峰回路转。

在服装厂里，技术科是重要的中枢部门，所有的技术和质量要求全由技术员说了算，技术员是根据客户设计的服装图纸和质量要求，布置操作工艺流程的。有一点差错，便是技术员的责任。尤其是日本人，对童装的质量要求十分严格，就连针距、拼缝都有严格规定。日本人尤爱格子童装，而格子面料的裁剪和缝纫要求更高。比如，格子面料的拼缝处横格一定要对齐，相差不得超过半毫米。钉纽扣的位置有严格尺寸，并且随着服装尺码的大小，纽扣的间距会不一致，甚至纽扣的数量也不一致。各种服装辅料更是五花八门，看得人头昏脑胀，眼花缭乱。一不小心，配错了辅料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不仅要重新返工，还浪费很多辅料，并会影响交货时间。

刚进技术科，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从图纸到样板，每一样工序、每个步骤都认真地核查，小心地写工艺流程操作单，生怕出半点差错。好在石川先生十分关心我，每天都到技术科转转，看我有没有问题要请教他。翻译钱先生寸步不离地跟在他身后，我每问一个问题，石川先生都会认真耐心地为我讲解，边讲解边画图。我的领悟力还比较强，很快把简单的日语图纸看明白了。那时我跟的单子是金科长以前跟的日本“今时亚洲”公司的订单，订单是通过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转来的。熊田时装公司实际上是由日本、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和月浦服装厂三方合作的。

一开始当上技术员，除了厂领导之外，似乎所有的人都对我表示不信任。

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的业务员肖小姐是“今时亚洲”公司的跟单业务员，也就是我的“上家”。在业务上，我与她直接联系。有一天，肖小姐来厂里视察生产情况，潘厂长将我叫到办公室，介绍我与肖小姐认识。肖小姐上下打量我一眼，用上海话问潘厂长：“伊是个外来妹啊？”她也许不知道我已经能听懂八九成的上海话了。潘厂长郑重地告诉肖小姐：“小赵是我们厂里百里挑一的好苗子，聪明肯干，认真心细，我们有意培养她。”肖小姐摇摇头，翘着下巴，眼睛并不看我。于是，我识相地先行告退。我不会傻到要亲耳听别人对我不恭的评价。

我刚一出门，肖小姐尖刻的话就从门里迫不及待地传出来：“看伊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怎么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呢？要是出了差错，阿拉负不起责任……”这一刻，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狗眼看人低”！在电梯里，我努力向上抬头，努力不让自己的泪水掉下来。同时，我也努力发誓：我一定要做出样子来，让鄙视我的人，学会什么叫仰视。

当肖小姐再在潘厂长的陪同下来到车间时，我已经平心静气地在二车间三组给员工们上技术课。我的操作工艺单写得十分详细，连拼缝都严格要求到三公分必须十三针。

我刚讲解完，有个老资格的本地女工凑到我面前，问我这件产品裤腰处的橡皮筋接头如何接法？她认为按照我的要求，橡皮筋接头一定会扭曲，无法做平整。我也不解释，直接走到她的缝纫机前，拿过一件裁剪好的新产品，亲自示范起来。两分钟不到，平平整整的裤腰接好了。我顺势又在滚筒上把裤腰的橡皮筋缝好，裤腰总宽度三公分，中间两根0.8厘米的橡皮筋，平均各间距一公分，三条直线，不偏不倚，接线在左侧腿缝处。缝好后，我把裤腰从滚筒上取下来，在手里揉揉，因为刚从滚筒上拿下来，有可能尺寸会被绷大。揉一揉，会使橡皮筋缩回到原来的尺寸。接着我用尺子量了量，和操作单上的裤腰尺寸丝毫不差。那个女工讪讪地站在当地，没有人再向我发问。

我看到肖小姐站在人群之外，不动声色地听着。

自我当上技术员，与肖小姐类似的嘴脸我见得多了。有时我走到车间，总能听到这样的议论：“一个小学毕业的外来妹，还人模狗样的坐进办公室，凭什么啊？能写几篇狗屁文章就了不起啊？”有人说：“还不因为长得漂亮，没看到日本人老往技术科跑呢……”那时我年轻气盛，一生气，脸会红到脖子，真想冲上去，给那无中生有者一个结实的耳光。但我还是忍住了。

我在厂里最好的朋友、来自四川的打工妹小琼总是这样安慰我：“当你被狗咬了一口，难道一定要去咬狗一口吗？你就当被狗咬了吧，你一定好好干，为我们外来妹争光。”在我当上技术员后，小琼接替了我的组长工作。彼时，她也正和老乡未婚夫同居着。我俩基本上无话不谈。小琼虽然和我一样大，川妹子的泼辣性格使得她比我更成熟、更懂事，她总是说我：你吃亏在太老实了。“你要对那些看不起你的人凶一点，他们都是欺软怕硬的人。”她总是这样告诫我。我也想凶，但不知道怎样才算凶。

每当我下车间布置任务、讲解操作工艺时，那些组长、质检员的神态和目光充满不屑。有的会当场刁难，问我一些没想到的问题，或者在我制作的工艺操作单上吹毛求疵，说我制作的工艺流程不合理，质量要求太严，或者指责我计算的辅料，比如线和粘合衬不够用等等。无数的问题向我劈头盖脸地砸过来。一开始，我还向她们解释，但是，我发现，我越解释，她们越反驳，唾沫横飞，越说越有劲，我知道她们是在故意刁难我。在我做工艺操作单之前，我已经亲自监督打样间的师傅做好两件样品，并寄往日本客户，只有得到客户的意见反馈和确认后，我才布置生产的。既然打样间的师傅可以做到，既然已经得到客户的确认，就说明我制作的工艺操作单是对的。

日方经理石川先生特别欣赏我的工作能力，他多次通过翻译安慰我：“米卡（萍的日文，意即水中花），没有什么比实际能力的展示更有说服力了。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奋不顾身。相信自己，就是成功的关键。”

这番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是啊，过去那么多苦难都经历了，这点波折算什么呢？别人的嫉妒只能证明他们的无能，证明我的优秀，而并不能使我失去什么。苦难其实是最好的大学，只要你不被它击倒，你就能成就你自己。

此后，再面对那些挑衅的目光，我不再辩解，而是亲自坐到缝纫机上，拿起裁剪车间已经裁好的半成品，亲自操作起来。三年的缝纫流水线生涯，已经使我能够相当流畅地做完每道工序了，否则也做不了组长，做不了技术员。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堵那些恶毒的嘴巴和怀疑的眼神，因为实际行动比什么都说服力。

本命年对我来说，好像真的是转运年。1994年，除了我“升了官”，还开始在上海的媒体上崭露头角。1994年10月，我的名字和照片竟然上了《上海青年报》的头版，我是作为国庆焦点人物被推出的，标题是《外来妹当上上海白领》，还刊登了我的一幅照片。我不知道那个记者是如何知道我的，她是个与我年龄相仿的上海女孩。采访我的时候，她对我的身世和经历的苦难几乎难以置信。她瞪着漂亮的大眼睛一遍遍问我：“真的吗？你真的吃过那么多苦吗？你有没有痛恨过命运的不公？”我说：“痛恨有什么用？比如你跌进一个坑，当你身边没有一双拉你爬上来的手时，你只能自己想办法爬出那个坑，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对我来说，经历是一笔财富，它磨炼了我的生存意志。”

说这话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的前路上，是否会有让我爬不出来的坑等待着。

57

如今想来，那时候的自己还太年轻，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又比较争强好胜，以为只要自己技术过硬，就能打败一切。其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除了自身拥有一技之长，还需要学习一些与人相处的艺术。这也是后来在职场上经历无数挫折之后，得到的经验教训。

每天上班最令我提心吊胆的，就是想着在工作中千万别出什么技术性错误，否则我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了。有时候，遇到实在不明白的难题，我就会抱着档案袋，坐车去医院找正在待产的金科长，向她求教。金科长十分热心，对我的疑问一一耐心地讲解。但我也不好意思有一点小事就去打扰她，总是尽量向身边的同事求教，有时实在搞不掂，就去办公室向石川先生请教。

技术科还有一位热心的本地技术员陈姐，我俩负责不同的客户。她性格豪爽，为人仗义，对我十分照顾，如果有本地老师傅背后说我的坏话，或者有意刁难我，她都会仗义执言，像维护自己的妹妹一样维护我，让我十分感动。陈姐总是对我说：“你不要理那些说难听话的人，优秀的人总会被人嫉妒。这种现象在哪个单位都会出现，你只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时间长了，他们就会觉得无聊，自觉闭嘴了。”有时候，我的单子太多，来不及做工艺单或讲解，她也会帮忙。

由于是童装，订单一般都很小，一千多件套已经算是大单了，通常每单都只有三五百件套，而且尺码齐全，花色繁多，十分琐碎。如此一来，我的工作量也大大增加。几乎每天都有五六个新品种上线，从安排打样、封样、查验和计算面辅料，到裁剪车间监督裁剪，到写工艺操作单、到车间讲解工艺质量要求、到最后的检验、整烫、包装出货，事必躬亲，不能遗漏，每天忙得马不停蹄，水都顾不上喝一口。有时，一天七八个工艺操作单讲解下来，嗓子几乎要冒烟了。同时脑袋也被吵得“嗡嗡”作响，顽固的偏头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以前是两个月发作一次，自从我做技术员之后，偏头痛几乎一个月发作两次。以前发作时，只要安静地睡一觉就能解决问题。发作到后来，每次只好靠百服宁止痛。久而久之，百服宁成了我最依赖的止痛片。至今，偏头痛都是我的致命伤。

从厂里回家后，我往往懒得多说一句话，吃过饭，就趴在小方桌上写文章，或者翻翻杂志。如果头痛袭来，我就蜷缩在床上睡觉，同时用拳头抵住左侧太阳穴，那里，就像有一条蚂蟥在里面寻找着突破口。

川以为我“当官”了，有了“官架子”，回家后不是脸色不好，就是不发一言，其实他哪里知道我的烦恼和压力。即使我和他说起这些，他也不懂得如何安慰和理解我。他顶多只会说：“一个女人的聒噪相当于五百只鸭子，你们单位有三百多个女人，那是够吵的。你就学会充耳不闻吧。”时日一久，我也懒得和他说心事，再多的烦恼和压力，只能让自己慢慢消化。

做技术员后约三个月的时候，我在工作中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一天早上刚上班，一份来自日本的传真就放在了技术科的桌子上。我拿起一看，不由惊出一身冷汗来。传真已经被钱先生翻译过了，上面用红笔触目惊心地写着：A1305款女童衬衫的纽扣钉错！100—110CM尺寸的应为5粒纽扣，120—130CM尺寸的应为6粒纽扣。但这批已经交货的女童衬衫却全部是5粒纽扣！

怎么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呢？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这可是技术性错误，如果属实，对方一定会索赔的！

这时，石川、钱翻译和一把手汪厂长、二把手潘厂长等人都来到技术科，汪厂长脸色铁青地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恨不能要哭出来，心乱如麻地翻出已经装进档案袋的那批童装的技术资料。仔仔细细地看过资料后，我渐渐松了口气。没错啊，客户发过来的操作资料以及辅料配料表上，都清清楚楚地标着从100—130CM的尺寸全都是5粒纽扣。我又查询客户发来的辅料总数，没错，也是按照每件童装5粒纽扣计算的，除了放了损耗余地之外，没有多余的纽扣了。

汪厂长的脸色稍微和缓了一些，她把质疑的目光投向石川先生。石川仔细地看着传真，再看看资料图，也是一脸不解。思索了一会，石川对钱先生说了一句话。钱先生对我说：“石川叫你把排料图纸拿出来。”

我从档案袋中取出排料图，摊在了办公桌上，几颗脑袋立即凑在了图纸上。石川一个尺寸、一个尺寸地查看着。忽然，他拿出120—130CM的图纸，指着上面对我叽里咕噜地叫起来。我仔细一看，天！图纸上明白地标示着打眼和钉纽扣的位置，是6颗！如此说来，客户也有错——他们的图纸和操作资料上，关于纽扣的数量不相符！

我心里多少有些释然。是客户错在先的。我没想到，石川先生还是冲我发起火来，这个平时一脸慈祥的老头此刻脸红脖子粗地冲我叫着：“即使客户有错，你也该看得出来的。难道你没仔细看图纸？你在布置生产之前，应该及时地发现客户的错误，并且反映出来，这样，客户也会有更改的机会。但你将错就错，导致现在120—130号码的童装在日本卖不出去，就因为纽扣间距太开。客户也是人，不会没有一点错，你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应该处处把关！否则要技术员做什么？……”

我从来没见石川先生发这么大的火。委屈、沮丧、害怕像一道道绳索将我越缠越紧。我低着头，满面通红，眼泪在眼眶里转来转去。三面透明玻璃窗的技术科外面游移着各种目光。我知道，那些目光里包裹着无数的幸灾乐祸。

我嗫嚅着对石川先生说：“对不起，我没注意。我当时只看了前面两个尺寸，又核对了一下辅料，发现没什么问题才安排生产的，没想到……”汪厂长厉声地打断我：“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如果多说几句‘对不起’，就能让客户不索赔的话，我宁愿说一百遍！”

我无地自容。恨不能立即夺路而逃。空前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像要把我逼进深渊里去。如果客户要求索赔，我就成了全厂的罪人了。我的眼泪已经没出息地掉落下来，在我面前的水泥地上溅出小小的湿痕。一滴又一滴。

“哭有什么用？你给我想办法弥补损失吧！”说罢，厂长拂袖而去。

石川先生翻了一会资料和图纸，然后将这些可恶的东西全带走了。门被他们带上的一刹那，浑身发软的我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我将头埋在臂弯里无声地痛哭起来。我哭，是因为害怕和自责。一心发誓不能出任何问题的我，怎么就会如此粗心呢？我恨死了自己的粗心！如果我能及时发现客户的错误，如果我能防患于未燃，如果我不是技术员……可现在再多的如果都没有用。

等他们都走了，陈姐这才揽过我的肩膀安慰我：“别太难过了，谁不会有错啊，以前技术科还出现过你这更严重的错误呢，最后还不是被摆平了。再说，这也不能全怪你，换了谁，都不会注意的。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多注意就是了……”话虽如此，我依然不能原谅自己犯的错。

那一天，我没吃一口饭。一是没心情，二是对自己做个小小的惩罚。忐忑不安的心一直沉在深渊里。那天回家后，我饭也没吃，直接躺在了床上，头痛欲裂，吃了两颗百服宁也没用。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上班，一看到公司的大门，就感到一股压力扑面而来。不知道今天会面对什么情况，不知道石川先生和日本客户交涉得如何了，不知道我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曾有算命的说我命中有贵人相助。不知道石川算不算我命中的贵人。第二天上班时，钱先生喜滋滋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日本客户决定不索赔了。一切都是石川先生的功劳。是他和客户据理力争，阐明由于对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纽扣数目都不对，才导致错误产生的。我方只是没有尽到核查的责任，而对方该负主要责任。

日本人有时还是比较谦和的。对方意识到自己错在先，便主动承担了责任，还向我公司发来传真道歉。

一切雨过天晴。

经此波折，我更加小心翼翼起来，每接一批新单，都是先把图纸和资料对照一遍，再把面料和辅料都仔细地检查两遍。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我不允许自己同样的错误犯第二次。这就是我倔强的个性。每当一个单子交货后半个月内，我都一直提心吊胆，担心有类似“纽扣事件”的事故再次发生。半个月过后，我才会渐渐放下心来。

有一次，日本客户又因为一枚约两毫米的针头断在一件童装的衣领处而向我们厂提出了约10万人民币的索赔。其实，在每批货包装整烫之前，每件服装都会经过验针机检验，如发现断针，验针机就会发出警报，但不知为何还是遗漏了这枚小小的针头。虽然这件事故应由质检科和包装车间负责，但我还是心有余悸，在以后的工作中，我更加小心翼翼。每天踏进服装厂大门，心里就开始祈祷：但愿今天一切顺利！

58

自从“纽扣事件”发生之后，我的心里始终存着一块羞耻的阴影。几个月后，终于有一个机会，让我多少挽回了一点做技术员的尊严。

这一次，客户来的面料是像苏格兰男人穿的裙子一样的格子面料，斜纹的。客户要求所有拼缝都要格子横格对齐，斜纹向左为正面。这种单子我曾接过，也算驾轻就熟了。

在面料裁剪前，我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指导裁剪人员要对格子摊布。在摊布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忽然有种第六感觉——客户的面料够了吗？有没有放出对格子所需的损耗余地？因为按照常规，所有面料都需要放百分之三的损耗余地。如果需要对格子生产，格子面料的损耗就更大。格子越大，损耗也越多。

要在以往，我会忽略计算面料的，因为客户是根据订单数量发放面料的。但这次，我不知道为何，忽然想要计算一下面料够不够。也许是冥冥中有种意念在指点着我吧。我来到仓库，找到面料数据一看，脊背上又出了一层汗，面料果真有问题——客户根本就没有按照对格子生产所需要的用料计算，而是按照一般排料图计算的。如此一算，至少少了百分之十的面料！

我怕自己算错了，连续计算了三次才确认自己没错。我连忙让裁剪车间停止工作，立即跑到办公室找石川先生反映情况。他一听十分惊讶，以往我们也生产过格子产品，但客户从来都没少计算过用料。但当石川先生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检查了对格情况，再查验了一下客户的实际来料后，他额头上的汗出来了——如果我没有及时发现这个情况，裁剪车间一刀裁剪下去，到后来才发现面料不够，那时就晚了。如果客户再补进面料的话，不仅面料有可能有色差，还有可能会耽搁交货时间。这些对客户来说，都是致命的问题。

石川先生立即向日本客户发了一份传真，反映面料不够的情况，并将我们的对格排料图也发了一份过去。

两小时后，对方有了回音——我们计算错误，请暂停生产。等面料补充完毕，再开刀裁剪。

这一次，我得到了石川先生的表扬。但我并没有过多的欣喜，只觉得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做了我该做的。同时也让我明白，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工作，认真——是两个最需要重视的字眼！

在我做技术员的四年时间里，“认真”两个字像忠实的卫兵，时刻监视着我，提防着我，不让我出错，不让我粗心。

渐渐地，工作就顺了起来。我几乎每年都是厂里的优秀，还被选举为厂里的团支部书记，经常参加镇上或区里的外来工活动，有时作为外来工代表发言，有时接受表彰，报纸上偶然还能看到我的名字，就这样慢慢的被上海承认了。走在街上，不再低头缩脑，不再感觉自卑，似乎还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谢天谢地，总算在这个排外的城市里站稳脚跟了。

最重要的，我逐渐被排斥我的人承认了。我用我的人格征服了曾经敌视我的人，我用我的能力树立了自己的尊严。

在厂里，最欣赏我的人就是二把手潘厂长和石川先生。石川先生喜欢给人看手相。有一次，他心血来潮，到技术科给我们几个人看手相。在给我看过手相后，他通过钱翻译，当着同事们的面直言不讳地告诉我：“米卡，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以后会有自己的事业，但你的婚姻会不太顺利，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小孩。”这句话让我悚然而惊！

就在石川先生说这话之前不久，我刚失去我和川的第三个孩子。本来我想留下这个孩子的，但川没有足够的信心接纳这个孩子。“与其让孩子来世上跟着我们受罪，不如不让他们来临。你看看，我们的父母生下我们，让我们获得了什么？”他用一副悲天悯人的口气说。他的信心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对未来的信心。不要就不要吧，后悔的应该不是我一个。我当时几乎是赌气地去做了手术。手术结束后，好心的妇产科医生口气严厉地告诫我：“你如果以后还想要小孩，就不能再流产了！”

一次次的残忍流产，给我的肉体带来不可弥补的创伤的同时，也给我们的婚姻蒙上了阴影。川是个憨厚、真诚、善良的男人，但却不是一个敢于负责、敢于接受压力的男人。这让我无比失望。在多年后，当我们的婚姻岌岌可危的时候，他才开始有了强烈的做父亲的愿望，但此时为时已晚。这也是后话。

所以，当时石川先生说我这辈子都不会有小孩的时候，我的心情极为复杂和尴尬。说女人不能生孩子，就好比说一个男人性无能一样，是非常伤自尊的事情。同事陈姐为了维护我的自尊心，分辨似的对石川先生说：“米卡不是不能怀小孩，是她现在不想要。”石川先生是个倔老头，说话也很直接：“我没说米卡没有生育能力，我是说她这辈子不会有小孩。”没想到，石川先生一语成谶。

石川先生还曾问过我，是否结婚了。我实话告诉他：男友是我的初恋，我暗恋了他四五年，我现在和他同居着，只差拿结婚证了。

这个巫师一样的日本老头听了，连连摇头，然后让钱翻译告诉我：“谈恋爱，不要超过一年半就该结婚，如果此时不结婚，就别结婚了，结婚了也会离婚。”当时，我对石川先生的话是半信半疑的。如今，将近二十年过去，他的许多话言犹在耳，很多事情居然被他不幸言中了。

曾经，潘厂长特别想帮我做媒，介绍一个上海男人。我一次次婉言谢绝了她的好意。嫁给一个上海男人，自然是很多外来妹梦寐以求的，但不是我想要的。

当时，上海电视台八频道播放了一个纪录片《毛毛告状》，讲述一位湖南来沪的打工妹，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后在他人的介绍下，与上海弄堂里的一位腿部残疾的男青年未婚同居，生下一个女儿，起名叫毛毛。可是，毛毛出生后，那个残疾青年和自己的母亲却坚决否认这个孩子是自家的血脉，怀疑打工妹在饭店打工时，与他人有染怀孕，所以不肯认子。无奈之下，那个打工妹母亲只好抱着3个月大的女婴找到法院打官司，要求孩子的父亲承担抚养责任。后来，在纪录片导演的介入下，为毛毛做了亲子鉴定，确认了毛毛和残疾父亲的血缘关系……

这部纪录片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同时也给我留下一个深刻印象——相对优秀的外来妹，即便嫁给了上海男人，这个男人也往往是身有残疾或是上海农村年龄较大的男人，而且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既是如此，何苦呢？

有一天回家，我忽然心血来潮地向川提出，让他给我买一枚戒指，戴在左手无名指上的那种。“我戴上结婚戒指，人家就不会总要给我介绍男朋友了。”我如是说。川挑挑眉头，不屑地说：“都是你们这些女人无聊，一枚戒指就能说明一切吗？”其实，要这枚戒指，也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

那时候，服装厂的那些上海师傅的手指上，大都带着那种镶金嵌玉的元宝戒。每次看到她们的手指在缝纫机上飞舞时，晃动我眼睛的，不是她们技术娴熟的手势，而是她们手指上戴着的元宝戒，羡慕得我心里痒痒的。

不管川觉得我多么无聊，最终，还是在我的软磨硬泡下，我们一起去商场，挑选了一枚18K金的、镶嵌着一颗“绿宝石”的戒指，价值一百六十元，这是他送给我的最值钱的礼物。于是，在此后的很多年里，这枚精致的绿宝石戒指一直在我的左手无名指上熠熠生辉。每天在忙碌中不经意看到这枚戒指，心头就有一股淡淡的满足和安心。

在同居的日子里，我们偶尔也会吵架，他总说我很凶，因为我性子急，嗓门也比他大。有一次，我们为了一双新鞋而大吵了一架。

那一次，在我多次“没有穿过真正的皮鞋”的唠叨下，川终于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当我看到那双鞋子的第一眼，就觉得失望——像老太太穿的那种平底鞋，还系鞋带的，看起来很土气。尤其是他告诉我价格的时候，我马上就爆炸了：“什么？这种鞋子居然要120块？你被人宰了还不知道呢！你怎么这么傻呢？……”

他万分委屈地争辩：“人家说这是羊皮啊！所以有点贵……”我却根本听不进他的话，觉得他太笨了，太傻了，被人恶狠狠地宰了一刀，买回来一个我根本不喜欢的东西。在中国，是不可以像在西方国家一样随意退货的。那时候，好像也没有退货的意识，花钱买了劣货，就只能自认倒霉。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我既心疼那120块钱，也恼恨他的呆傻，只要有机会，就会把这事翻出来责备他一番。可我唯一忽略的，是他对我的好——那时的120元几乎是他月工资的一半，他花钱也是为了讨我喜欢，他中了奸商的诡计，也不是他的错。而我的责怪和唠叨，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如钝刀慢慢切割着我们原以为坚不可摧的感情。

我虽然非常不喜欢那双老式皮鞋，后来还是硬着头皮穿上了。有一次，川骑着自行车带我上街时，坐在后座的我不小心把脚后跟卷进了自行车钢圈，脚没受伤，但皮鞋却被绞坏了。川十分心疼，一个劲地念叨着：“120块啊，就这么被绞坏了。”我气呼呼地说：“坏了就坏了，反正我也不喜欢。”他不再说话，抿着嘴唇沉默了一下午。

当时我的并不知道，我的那句话对他的伤害有多大。那时的自己太年轻，太任性，不知道要适时地克制和收敛自己的脾气，不懂得包容和理解对方，不知道如何去维护对方的尊严，不知道婚姻需要经营，不知道家庭比事业更重要。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明白，等明白的时候，有些结局已经注定了，有些东西已经时过境迁了。

59

上海和江苏是近邻。自从到上海打工后，我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利用周末回江苏老家给父亲和爷爷奶奶等人上坟。父亲葬在我出生的地方，而爷爷奶奶和英年早逝的小叔叔、还有后来去世的大妈则葬在故居赵家园。爷爷活到了95岁，他去世时，我的大伯和堂哥们并没有写信通知我，这让我每每想起都十分伤感，也更加怨恨大伯和堂哥他们的无情，怨恨他们一直将我摒弃在亲情之外。

每次回去，我都是从上海长途汽车站乘坐开往如皋的客车，如果遇到和善的司机，我可以请求司机在薛窑镇让我下车，然后我一路步行去爷爷家，大约走二十分就可到。爷爷奶奶和小叔叔的坟就在故居后面的竹林里，祖父的故居后来由大伯的小儿子、我的堂哥赵文明住着，小堂哥经济条件好转后，将爷爷原先的破草房翻盖成了四间大瓦房。有时我回去时，他们家里没人，也许出去干活儿了，我就直接在竹林里给爷爷奶奶、小叔叔和大妈磕头烧纸钱。每次我都会买很多很多的纸钱，面额大得足够他们在阴间开银行。

有两次我回去，见到了在家的小堂哥和堂嫂，我们的见面没有太多的激动，问候是客套的，笑容是僵硬的，血缘和亲情似乎在我们身上冬眠着。一切都是淡淡的。这样也好，可以让我无牵无挂地来去。小堂哥比我大十六岁，年轻时当过兵，退伍后做过村干部，后来又干起了杀猪匠。他的两个女儿在南通打工，家里只有他和堂嫂寂寞度日。堂哥和堂嫂曾挽留我吃饭和住一夜再走，但我从来没有停留过，我每次都来去匆匆。

给爷爷奶奶上坟过后，我会继续坐车往西，去给我父亲上坟。到了我从小长大的村庄，每次都会有一丝惆怅萦绕心间，屋后的那条清澈见底、可以摸到螺蛳和蚌、钓到鲜活鲫鱼、夏日长满菱角、鸭子和小孩们会在夏天开心畅游的大河早已踪迹全无，呈现眼前的是一条细长弯曲、臭不可闻的黑水河。几年后，连黑水河也不见了，最后只剩下一片令人心痛的沼泽，淤泥覆盖了一切。没想到，我魂牵梦绕的故乡，最后迎接我的竟是如此凄凉沧桑的一面。人世沧桑，果真没有什么可以瞒过岁月，也没有什么能与时间抗衡。包括仇恨。

每次在经过养姐美英家门口时，我都会进门和她打个招呼，然后直接去东边的那片坟地，村里的老人过世后都埋在那里。每年回去，都会发现又多了一两座新坟，心里不禁凄然。和小堂哥一样，养姐对我回来上坟也是不咸不淡的表情，而我也没有在她家吃过一次饭。淡漠，有时是一种表情，有时是一种心情。

妹妹到上海打工的那年清明节，我决定带妹妹回老家上坟。妹妹欢欣雀跃，自从去芜湖后，她还是第一次回故乡。她的心情，应该比我更加激动。

至今难忘那次返乡。我们从上海坐车到如皋，中途从薛窑下车后，我们在路边的小店里买了很多黄表纸和纸钱，我和妹妹的两只手都提满了，然后一路往北走。快要经过一座小木桥时，我问妹妹：“你还记得这座小桥吗？”妹妹说记得，站在桥上就可以看到和大伯家了，他家是桥头的第四家。当年，我和妹妹被大伯和姑妈呵斥着离开赵家园的时候，也是走的这座小木桥。我们怎么会忘记呢！

当我和妹妹走上小木桥时，忽然远远地瞥见大伯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晒太阳，距离我们大概五六十米远。那是我离开老家13年后第一次见到大伯，他是那么苍老，原本便有些脱顶的他几乎没有了头发，我小声地对妹妹说：“看，那是大伯。”妹妹说：“大伯好老了啊！”

大伯的目光也始终紧盯着我们，等到我们走过小木桥，回头看他时，发现他的目光依然追随着我们，不知道他认出我们没有，可我始终没有勇气跑过去喊他一声。无论感恩还是怨恨，都是需要在岁月中淬炼的一门学问。

小堂哥那天正在家里，看到我和妹妹，简单地寒暄了几句，要我们中午在他家吃饭，我和妹妹说来不及吃饭了，因为我们还要往西去给我父亲上坟，然后还要连夜回上海。小堂哥也没坚持，他帮我们在四座坟茔上烧了纸钱，我和妹妹在四座坟前默默磕了几个头。上坟的仪式便告结束了。

当我们再次回头走上小木桥的时候，发现大伯依然坐在门口，呆呆地目送我和妹妹远去。妹妹对我说：“大伯也许认出我们来了，我们要不要跟他打个招呼？”我说：“不去！想当年他是那么讨厌我们，我们现在又何必自讨没趣呢！”

我哪里想到，这一别，竟然是永恒！如果我知道，第二年再回去时，便永远看不到大伯坐在门口的身影，我无论怎样都会喊他一声的。但是，我醒悟得太迟了。

当我第二年再回去上坟时，赫然发现祖父的竹林里多了一座新坟。小堂哥说是大伯的。原来，我和妹妹第一年回去时，大伯便中风了，半身不遂，每天只能躺在床上，天气好时便坐在门口晒太阳。那次他果然认出我和妹妹了。在他临去世前，曾对小堂哥说：“萍后和华后从门口过，看到我也不喊，可见她们还恨我。当年，不是我心狠，是我自己有三个孩子，对她们实在无能为力啊！要是她们能认我，我倒想对她们解释一下的，她们也不给我一个机会，我只能到阴间向你的叔叔去道歉了……”

听到小堂哥转述大伯临终时的话，一阵巨大的悔愧涌上心头——我是多么心胸狭隘、冷漠无情的一个人，十多年的时光居然没有磨灭掉我心头的怨恨；我是多么残忍，多么冷酷的一个人，竟然让亲人带着永久的歉意魂归九泉；我是多么惭愧，多么悔恨，如果时光重新流转，我一定会站在小木桥上大喊：“大伯，我们回来了……”

总是有一些悔恨要等到事后才会发现。从此我明白了：在有生之年，应该把所有恩怨的疙瘩解开，给他人一点宽容，给自己一点豁达。

后来的多年里，我每次清明节回去，都要在大伯坟头多烧一些纸钱，会一边磕头，一边请求他的原谅。我还给小堂哥带一些礼物，在他家喝点茶，叙叙旧再走，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匆匆来去。我本想见见大堂哥文生，可惜文生哥哥在南通做厨师，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从小到大，文生哥哥对我一直很冷淡，我也很畏惧他，但我想，现在应该到了可以化解恩怨的时候了。他也已经六十多岁了，知天命的哥哥，他应该知道亲情比什么都重要吧！

有一年清明节，我带了母亲一起回老家上坟，为的是不让她留下一点遗憾。随着年岁增加，母亲一次次念叨着故乡，以前，我都力劝她不要回去，因为故乡已经没有什么亲人。母亲那一辈的亲人都是去世，如果活着的小辈对她不敬，不是自讨没趣吗！但我理解母亲叶落归根的心愿，尤其她念念不忘从小被她无奈“遗弃”的大女儿金莲。在多次的寻访后，我终于找到了金莲家的电话，并和这个同母异父的姐姐取得了联系。

电话中，我对这个我早已没有印象、但依然给我带来一种微妙情感的姐姐说：“妈挺想你的，她想见到你……”金莲在电话里无法抑制地哭泣起来。她一边哭泣，一边告诉我，这几十年来，她无时不刻不思念着母亲。每当别人问她，怎么从来没见过你的妈妈时，她都无言以对。“我要说，我妈妈不在世了，是对我妈妈的不敬重。我要说妈妈在世，人家又会问，你妈妈怎么从来不来看你……这几十年，我像个孤儿一样，天天想妈妈，一想到就哭……”

我也忍不住唏嘘起来。这个从小失去母爱、十六岁就被**不如的父亲狠心卖到如东小渔村的可怜的姐姐，这一刻，她的坎坷命运如此深刻地打动了我的心。我一直以为自己的童年堪比黄连，殊不知，她的童年或许比我更苦。我无法想象，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如何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渔民的妻子，如何面对被母亲抛弃、父亲被枪毙的残酷事实，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悲苦，她的心酸与苦痛向谁述说？即使她不是我的姐姐，只是一个陌生人，她的命运也会深深地打动我的心。何况，我们身上，还流着一半相同的血液。

那一次，我带母亲回江苏上坟前，就提前告知了金莲行程。上完坟后，金莲就来到我们暂留的红英表姐家，接母亲去她家住一段时间。在我的极力怂恿下，母亲去金莲家住了一个月。之后，母亲又从江苏来到上海小住了一段时间。母亲告诉我，在金莲家的那一个月，她享受了一个做母亲最幸福的时光：金莲和她憨厚的丈夫每天早晨轮流给她做好早餐，端到她的床前；晚上给她打来洗脚水，给她按摩脚；白天，在太阳底下给她掏耳朵；还买来各种适合老人吃的零食；还经常和她手拉手在村子里散步。金莲逢人就喜滋滋地说：这是我妈，她来看我了……

母亲絮絮叨叨地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惭愧和感动一次次让我眼眶发热。惭愧的是，我应该早些想办法让母亲和金莲团聚；感动的是，金莲比我对母亲更好。世上没有不解的怨恨，就看你是否屈服内心的慈悲。

60

妹妹美华还是没我有毅力。她在厂里做了一年多的拷边工后，就闹着要回家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无法忍受每天工作16个小时，无法忍受组长的训斥，无法忍受机械枯燥的打工生活，我宁愿回家种地。”我太了解性格刚烈的妹妹了，她从小到大就最讨厌受窝囊气。

我劝妹妹再忍耐一年半，好歹能够取回1000元押金。按照厂里的规定，妹妹入厂里，即与厂里签了三年合同，交了1000元押金，作为厂里对员工的培训费。如果合同未满即离厂，押金不退。

妹妹可不管这些，她气鼓鼓地说：“我一天都不愿干了，每天一进工厂大门就心情压抑，一见组长的脸就心烦。她天天冲我们组的外来妹发火，骂完这个骂那个，要不是顾着你的面子，我早跟她吵翻了。谁不是人啊，她骂我，我就不能骂她？”属牛的妹妹脾气很倔，平时受不得半点冤枉气。妹妹的心情我太能理解了，我是从车间里摸爬滚打过来的，那种煎熬的滋味我尝过太多。只不过，我比她更能忍耐，因为想做得更好，想被人尊重。实际上，厂里的员工像流水的兵一样，每个月都有跳槽或回老家的。也难怪那些外来妹们，每天趴在缝纫机上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很少有人受得了，何况还要忍受师傅的责骂。

妹妹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家了。她走后我才知道，她是为了爱情回家的。原来，空间非但没有阻隔她和我的表弟的爱情，反而因触不可及的距离，产生了更多的美感和思念，经过一年多的书信来往，两人之间的爱恋越来越炽热，最后妹妹耐不住表弟的强烈召唤，毅然辞工回家了。

如今想来，妹妹的幸福那么简单。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她宁愿放弃在大城市打工的机会，宁愿放弃拿工资，宁愿住进三间石头垒砌的老屋，宁愿握锄头种地，宁愿帮婆家承担很多债务……爱情像一双占了魔力的手，把妹妹俘获了。

妹妹回家不久，即与表弟订了婚。次年春天，妹妹出嫁了。妹妹出嫁时23岁，正是如花的年龄。我请了假回家将妹妹送出嫁。只是，尽管我拿出所有积蓄，也没能为妹妹置办很像样的嫁妆，妹妹应该算是村子里最寒酸的新娘了。当穿着一身火红嫁衣的妹妹被“轿夫”背走的时候，我想起妹妹曾说过要早点离开这个“活死人墓”般的家的话，我忍不住心酸。

妹妹终于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了，总算逃离她痛恨的家了。母亲在房间里哭得惊天动地，哭嫁是农村的一种风俗，任何人家女儿出嫁时，母亲都会哭嫁一通的。但我相信，母亲此时的眼泪绝对不是哭嫁那么简单，她的泪水里包含了太多辛酸和伤感。在母亲的一生中，她流过的泪水太多太多了，前半辈子流的都是伤心泪。但愿从此往后，母亲流的都是喜悦和开心的泪水。

妹妹也是哭着离开家的，但愿妹妹的泪水能冲刷掉过去的悲伤，为她迎来全新而美好的幸福日子。

妹妹是个心地善良、思想简单的人，和所有农村女孩一样，只想嫁个自己所爱的人，种种地，喂喂猪，养养孩子，一辈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不像我，有那么多的野心和抱负，永远生活在马不停蹄的追梦之中！

人和人的追求不一样，人和人的命运也不一样！

妹妹结婚第二年，就生了个儿子。从此，妹妹的心愿已了，开始安心地相夫教子，过起了简朴、平静的农村小日子。

母亲从此也忙碌了起来，每天抱着她的宝贝外孙子，喜笑颜开，精神也好了不少，从那之后，母亲除了一年两三次的感冒，几乎没有患过大病，没有进过一次医院。而且外甥的出生日期非常蹊跷——阴历7月18，那是我的父亲去世的日子。我宁愿相信这并非巧合，而是父亲在冥冥中的力量使然。我相信，笼罩我家十多年的灾难阴霾终于散去了。

之后，小外甥上学之前的很多衣服都是我亲手做的，每次踩着缝纫机，缝制着那样小巧精致的童装，心里便抑制不住地感到温暖。天使般的小外甥，是我家唯一延续的血脉，他的身上寄托了妹妹全部的希望，也寄托了我所有的期冀。

只是，妹妹结婚后似乎并没有找到她想要的幸福。主要是因为贫穷。妹妹在怀孕中便和婆家分了家，只分到了两间平房，还背负了因结婚而欠下的数千元债务。妹夫当时是村里（如今是镇上）的电工，每月可拿一百多元工资，妹妹在家种三四亩地。因生下孩子后没有好好坐月子，妹妹落下了腰痛的毛病。

每年5月插秧的季节，就是妹妹炼狱般的日子。每天在地里拔秧、插秧，手指都在泥水里泡肿了，腿上和脚丫子里每天都会有几条蚂蟥叮在上面吸血……秧苗插下之后，还要经常打水、拔草、施肥。待到稻子成熟后，就得挥着镰刀去收割，接着在打稻机上打下稻谷，然后再一担担挑回自家门口的场地上晒干。妹妹家虽然只有三四亩地，却分成了两块，一块地离家较近，另一块地却在一里路开外。我不知道，当体弱纤瘦的妹妹，挑着沉重的稻谷走在细长弯曲的田埂上，她是否后悔过离开上海回到家乡的选择？

下半年，地里一般会种油菜。从翻地、施肥、打坑、撒籽、盖灰，一个程序都不能少。当菜苗长大一些时，还要到地里去除草，一整天躬背弯腰，挥着锄头在地里劳作。直到来年四月，菜籽成熟后，又得像割稻那样收割起来，再一捆捆挑到场地上，接着开始打场。每天千百次地抡着一种竹制的专门打菜籽的农具，将菜籽从已经干透的壳里打出来，接着扬场，将菜籽和壳子区分开。收获的菜籽可以去换菜油，也可以卖掉。

小外甥断奶之后，为了偿还结婚时欠下的债务，妹妹在芜湖市一家专业制造宗教佛器的铸造厂找到了一份焊接和刷油漆的苦活儿。夏天，铁皮厂房里高达摄氏五十多度，加上焊接时产生的温度，比烤箱还闷热。有一年中秋节我回家，下火车后直接去了妹妹上班的工厂，准备等她下班后一起回家。

我看到妹妹头戴草帽，正在厂房外的树荫下给一尊佛像刷金漆。只见她的皮肤晒得黝黑，比在上海时更加黑瘦，汗水浸湿了她的衬衫，袖套上油漆斑斑，汗水顺着她鬓角的头发丝一滴滴往下淌。这一刻，我只觉一股酸楚直冲鼻腔。我对妹妹说，这活儿太苦了，还是别干了吧！妹妹用袖套擦擦汗，一边刷漆一边说：“刚开始不习惯，现在习惯了感觉还行。反正每天就干8小时，多劳多得，现在能找到这样的活儿已经很不错了。干得好的话，一个月可以拿四五百块呢。”就是这份让我感觉“简直不是人干的”苦活儿，妹妹整整坚持了两年，直到还掉全部债务。

之后，妹妹又到一家被单厂打过工。那家所谓的被单厂，其实是在一个巷子里支起几台缝纫机，给一些小旅馆加工粗劣的被套和枕套之类。那是冬天，常见的北风在巷子里窜来窜去，妹妹和几个女工就坐在巷子里“呼呼”地踩缝纫机，手指头冻僵了，都捏不住布头，鼻尖冻红了，鼻涕不知不觉就挂了下来。即使穿着再厚的棉袄，感觉前胸后背都被北风穿透了，妹妹的腰痛也被吹复发了。后来，在我一再的“健康比金钱更重要”的劝解下，妹妹才终于“打道回府”。

父母六十五岁之后，我就和妹妹达成了一个“协议”：父母将不再种地，她负责提供口粮给父母，我负责给父母生活费，那时每月200元，这个数字后来也随着我的经济好转而逐年递增。

从那时起，父母成了村里最惬意的老人。他们不会像其他农村老人那样，无论年纪多大，只要还能走动，就给几个儿子家轮流干农活、轮流干家务、轮流接受媳妇的责骂。我的父母平时除了照顾一下小外甥，就是去村里的麻将室搓搓小麻将。他们的晚年生活，平缓而充实。

这个时候，曾经咒骂过我继父是“孤老”的大妈已经瘫痪在床，每个月轮流在两个儿子家住，同时还要忍受两个儿子因“月大月小、在谁家多住一天、谁家少住了一天”发生的争吵。她的大儿子已经成家，小儿子因游手好闲而一直未婚。大伯也因患喷门癌已经去世。曾经从我和我母亲头上揪下一缕缕头发的堂姐小美，年届三十时方才嫁给本村一个家境极为贫困的男人，婚后生了一个有智障的男孩。村妇女主任曾善意地建议她带孩子去医院治疗，同时也可以申请生第二胎，她却将妇女主任骂了个狗血淋头：“我儿子又不傻，我干嘛要带他去医院？你让我生第二胎我就生啊？你帮我养？”之后，谁也不敢提她的儿子有病，致使这个可怜的孩子错过了最佳治疗期。等他学会走路时，经常可以看到他在村里的小路上手舞足蹈、歪眼斜嘴、跌跌撞撞地奔走，不时摔得鼻青脸肿，继而鬼哭狼嚎。

妹妹偶尔写信告诉我村里的一些人和事，她说，大伯家的遭遇就是报应，谁让他们当年那么欺负我们家。我不敢说这是报应，但我相信，冥冥中，自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左右着人的命运。而我似乎该感谢那些备受欺凌的日子，感谢从我头上揪下头发、感谢用石头砸我、感谢把我当蚂蚁一样踩在脚底的人，如果没有经历过那样被践踏的日子，我怎会有“出人头地”的强烈之念？

我常对妹妹说，从我们童年的那种阴影环境里走出来，我们没有心理变态，没有仇恨社会，没有自暴自弃，还懂得感恩，还有上进心，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我坚信，世界上一定还有更多美好的事物，等着我们去开垦，去享受。

61

1995年至1997年，是我的命运柳暗花明的转型期，却也是我在上海打工的8年多时间里，心理压力最大、身心最疲惫的时期。我的压力全都来自于工作，每天进入厂门，都要深吸一口气，同时暗自祈祷：不要出错，不要出错。那时，也是我们厂——上海熊田时装有限公司效益最好的时候，流水线上的工人们经常加班加点也做不完接踵而至的订单，只好外发给其他服装厂加工。鼎盛时期，我们公司发展了十多个外发厂，有的外发厂甚至远到江苏太仓。作为技术员，我也必须经常出差，披星戴月地去外发厂检查质量，指点工艺。

工作辛苦我不介意。人生就好比爬山，只要有一点上进之心的人，都不会甘心永远站在山脚下，仰望别人的屁股。如果自己想要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境界，就必须付出相应的攀登之苦。我介意的是，我尽心尽力的付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同样是技术员，同样的工作量（我的工作量有时甚至更大，因为我负责的客户几乎承担了厂里三分之一的订单量），但我的收入只有上海同事的三分之二左右。那时，技术科科长每月可以拿到1200元左右，另一位上海技术员拿到1000多元，而我只有700多元。

我知道我应该感谢领导对我的知遇之恩，感谢他们将我从流水线上拯救出来，感谢他们给了我“出人头地”的机会。我不应该计较得失，应该任劳任怨，以实际行动回报工厂。但我心里始终感到很堵——在现实生活面前，信仰有时十分苍白。

实际上，这样的不平等待遇在厂里比比皆是，并非我一个人。裁剪车间的小彭就因为待遇不公，和车间主任大吵一架后辞了职，然后在月浦镇租了个门面，和他妻子一起开了一家服装店，丈夫裁剪，妻子缝纫，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几乎每个月，厂里都有人辞工跳槽，另觅高就。

私下里，我和一些谈得来的外来妹也会经常聚在一起，抱怨厂里“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现象，大家都很愤愤不平，但又无可奈何。好友小琼鼓励我说：“你完全可以去向厂长提要求，凭什么你干的多，却得到的少？如果你是上海人，他们敢这样对你吗？他们就是把我们外来妹不当人。”她还说了一句顺口溜：“我们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吃得比猪差、挣得比上海人少，这太不公平了！”

一次，我终于鼓足勇气，“不知天高地厚”地来到厂长办公室，向汪厂长要求提高待遇。那时的我太天真了，不懂得向领导提要求是职场大忌，更不懂得怎样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我就那样“理直气壮”地向厂长提要求：“厂长，我来厂里都六七年了，技术员也做了两三年，但工资待遇一直没提高……”

厂长还没等我说完，就笑眯眯地打断了我：“小赵啊，人要懂得知足啊，你看看那些车间里的工人，哪个不想坐办公室，我们给他们机会吗？我们把机会给了你，你要懂得珍惜啊！不要动不动就提待遇，想想看，你比那些工人不知幸运了多少倍，不要翅膀硬了就想飞，要看看自己的起点在哪里，再和现在比一比，是不是该知足……厂里每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我们都看在眼里，该提高待遇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遗漏任何一个人……”

在厂长“和颜悦色”的训导中，我满脸愧色，无地自容——觉得自己真的像个喂不饱的“白眼狼”，忘恩负义，不知好歹。我唯唯诺诺地退出了厂长室，一出门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是一次成功的自取其辱。

之后，厂长在一次开中层干部会时，没有点名地批评了“某些人不安于现状，工作成绩一般，却想提高待遇”的现象，我坐在厂长斜对面的桌边，眼睛盯着面前的笔记本，手中的笔无意识地在笔记本上画着圆圈，一圈又一圈，像我乱麻一样的心情。

回到家里，压抑的心情并没有改善多少，因为没有人帮我分担烦恼。我和川只有晚上十点后才能见面（他下班后就要去大柏树的健身房练健美），早上起床后就各奔东西。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共同话题，他也不能理解我工作上的压力和厂里人际关系的复杂。有好几次，我想到附近的城市旅游散心，但他总是心疼钱，舍不得把辛苦挣来的钱花在满足眼睛暂时的愉悦上。我说服不了他，只能生闷气。每天下班回家后，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写作上。我和川的话题，也越来越少。

1996年春节来临之际，实在压抑至极的我，做出了一个奢侈的决定——去西安一趟，去看看我一直梦寐以求一见的神秘的兵马俑和大雁塔，还有平时一直靠书信联络、但从来都无缘得见的《女友》和《当代青年》杂志的编辑们。本来我希望川和我同行的，但他既不想中断练健美，也不舍得花钱。我一气之下，决定独自出行。这也是我特立独行的性格使然。

那时出门没经验，春节将至，车票极其紧张。在上海火车站排了好久的队，我只买到一张去西安的站票。也就意味着，我要在火车上整整站25个小时去西安了！但我全身心都被即将见到兵马俑和自己崇拜以久的编辑们的兴奋笼罩着，并不觉得这是个无比恐怖的旅行。

那时我即将跨入26岁的门槛，总想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祭奠自己飞速逝去的青春岁月，来庆贺并不值得庆贺的生日来临。

上火车那天，那情景真是恐怖至极！人潮如涌，窗户里到处是人的脑袋或屁股，正使劲往车上钻，哭爹喊娘的嘈杂之声不绝于耳。我几乎挤脱了一层皮才上了火车。车上的人像逃难似的，大包小包，人山人海，挤得鬼哭狼嚎，七窍冒烟。个子矮小的人，几乎脚都够不着地了。火车开动之后，躁动的人群才稍微平静了一点，站的站着，坐的坐着，任由火车带着我们向着西部奔去。

这是一趟让我至今难忘的旅行，从此也拉开了我在此后的人生中，将长久地踽踽独行的序幕。

在火车上，我认识了两个在上海体育学院上学的西安籍大学生，一个练击剑，一个练田径。他们和我一样买的站票。我们都站在靠走道的地方，然后开始聊天。当他们得知我是一个人去西安看兵马俑时，不约而同露出了诧异的眼神。“击剑”说：“现在的西安天寒地冻，连个游客的影子都没有，我估计有很多旅游景点都关门了，你居然现在去西安旅游？你太勇敢了，我太佩服你了！”一瞬间，我去看兵马俑的热情被他的口气吹凉了不少，我哪里知道什么时候去看兵马俑是最佳时机呢！我只有春节前放假那几天才有空啊，并且也只有这个时候才有一点积蓄。我有点沮丧了。上车之前还一腔激情，现在已经有点忐忑不安。怎么办呢，已经上车了，只能既来之，则安之吧！

那个练田径的大学生头脑十分灵活，不知用什么办法，居然找列车员要来了两只小马扎，于是，我们三个人轮流坐着休息，虽然头挨着别人的屁股，但感觉依然幸福极了。我把煮着在路上吃的鸡蛋拿出来分给他俩吃，他俩不客气地吃了。吃完我的鸡蛋，再吃他俩带的蛋糕。他俩还告诉我，他们平时在五角场的肯德基里勤工俭学，以后我有空，可去那里，他们请我吃肯德基。我满口答应。10块钱一只的肯德基辣鸡腿汉堡我早就垂涎欲滴了，但从来没舍得吃过。

25个小时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但我已经头昏脑胀，整个人好像虚脱了一样，胃里只装着两只鸡蛋和半个面包，一天一夜没合眼。因为厕所被旅客霸占着，水也没敢喝，厕所也没上。那真是一趟狼狈不堪、刻骨铭心的旅行。当我下车的时候，已经彻底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只记得腿脚发软，头脑发晕，目光呆滞，神志不清。那两个西安大学生居然也没法指点我住哪个招待所，他们只告诉我，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买张西安地图，然后往地图中间走，那里一定有吃有住的地方，准没错。然后，他们就扛着自己的行李走了，我茫然地站在西安火车站的广场上，冷风瑟瑟，晕头转向。西安的天灰蒙蒙的，道路狭窄，根本没有想象中的气派和神秘。我有种上当的感觉，但又说不清谁骗了我。

62

这次孤独的西安之旅，不仅锻炼了我独自探索陌生环境的能力，也让我见识到了西安人的善良热情。

我提着行李包，独自在西安街头走了好一会儿，碰到了一辆揽客的人力车，我告诉他，我想去附近的招待所。车夫说要两块钱，我也没还价，立即坐上了车，那个车夫就吭哧、吭哧地把我拉到一个很小的招待所，结果只看到一个看门人。看门人告诉我，旅馆关门歇业了，员工都回家过年去了，如果住下也可以，但不提供热水。我懵了，没有热水怎么洗脸洗脚啊！于是，再央求车夫把我拉到另一家招待所，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我彻底沮丧了。

我在西安街头转了一个多小时，硬是没找到一家正在营业的招待所。我站在灰蒙蒙、凉飕飕的街头，忽然感到自己这趟旅行是多么荒唐和冲动，一种孤苦无依的感觉涌上心头。但此刻后悔也没用，只能独自面对困境。

我茫然四顾了好一会儿，一个办法计上心来——求助《女友》和《当代青年》杂志吧，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两本杂志。还好，书摊很容易就找到了，并且很顺利地买到了这两本杂志。然后，就用书摊的公用电话给这两家杂志分别打电话。《女友》编辑部的电话没人接，后来知道该杂志社当时正在分年货，根本没人有心思接电话。接着我把电话打到《当代青年》，居然有人接了。我一下子激动起来，像迷路的孩子寻找帮助一样，可怜兮兮地对接电话的那个男人说：“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平时特别喜欢看你们杂志，我现在在西安，刚下火车，但我找不到可以住的招待所了，你们能帮帮我吗？”电话里的那个男人很和气地问我在哪里，又让我站着别动，他马上派人来接我。放下电话，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半个小时后，一个小伙子坐着出租车来到书摊接我。他自我介绍叫张谋，是《当代青年》的美术编辑，他是奉王金劳主编之命来接我的。我这才知道，刚才接我电话的是该杂志主编王金劳先生。

张谋把我带到离他们杂志社不远的邮电招待所，谢天谢地，这里还营业，并且有热水。张谋把我安顿好便回去复命了。而我，坐在50元一天的招待所房间里，依然感到不真切。我对这个陌生的城市感到无比的新鲜，很想出去溜达溜达，认识一下这个城市的基本面目，但是我太累了，我倒头就睡。15个小时后，我才彻底回复生机，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9点多了。

西安人民的热情好客、淳朴善良是从王金劳老师身上体现的。第二天上午，我去《当代青年》编辑部向王老师表示感谢。王老师和善地问我，为何选择这个时候来西安。我告诉他，只有这个时候我才有假期，我千里迢迢来西安就为看兵马俑、秦始皇陵墓和大雁塔等西安著名古迹。

王老师由衷地说：“你们年轻人，就是有勇气，有闯劲，不得不佩服啊！”接着，他拿起电话，给他的一位老同学、考古队队长张占民先生打电话，问他明天有没有时间，陪一个上海来的游客去一趟临潼。张占民先生在电话里一口答应，与我约定第二天上午8点车站见。我一下子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王老师和气地笑笑：“没事的，小赵，你那么老远来西安旅游，我们总该尽地主之谊啊！”

王老师问我，有没有在他们杂志上发表过作品。我不好意思地说：“我给你们投过稿，但没发。”王老师哈哈大笑：“那你以后直接寄给我，我交代编辑认真对待你的稿件。”

中午，王老师和几位编辑带着我在他们的食堂吃了午餐。西安人的友好热情，在我的心里扎了根。下午，我离开了《当代青年》编辑部，独自去爬大雁塔。

那天的天气十分恶劣，天空是大雪降临前的深铅色，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好像要将躲在深闺、不愿落入凡间的雪花姑娘们驱赶出门一样。阴沉的天气，一个人的旅程，当我独自在略感阴森的大雁塔内、沿着螺旋形楼梯向上攀登时，还是感到一阵莫名的孤独和惧怕。据说西安是个阴气极重的城市，城市的地下到处埋有几千年前的骸骨，每当一阵阴风从塔内盘旋呼啸而过，我便不由自主地感到浑身汗毛倒竖，我甚至胡思乱想：这会不会是哪个唐朝鬼在幸灾乐祸地跳舞？

在我爬到第五层的时候，碰到了一对自上而下的情侣，他们手牵手，说说笑笑，和我擦肩而过。他们下去了，整座塔内似乎只剩下我一个人，塔内只传来我一个人的脚步回声。偌大的大雁塔内，似乎连一个管理员都没有。终于，我一口气爬上了七层高的大雁塔，站在最高层凭栏远眺，西安城尽收眼底。这时候，星星点点的雪花开始从暗铅色的天空飘扬下来，先是头皮屑一样的细碎，接着越来越丰满，越来越密集。我在塔上休息了一会儿就，便开始往下走。

这时，怪异的事情发生了——我每下一级台阶，右腿弯处便痛得无法弯曲，像有一根错位的骨头戳进了皮肉，那种疼痛从未有过，而且突如其来。我不得不怀疑，这是否塔内盘旋的“妖风”所致。一想到这些，我更加急迫地想要离开这个这里。我只好像一个老妪那样，一手扶着栏杆，然后僵直着右脚，一级级地往下挪。在半途，遇到三个往上爬的学生，他们见我表情痛苦、姿势古怪地往下挪着，便好心地问我：“你的腿怎么了，需不需要帮忙？”“我上来的时候是好好的，下去的时候会然就变成这样了，可能是中邪了。”我开玩笑似的说。他们嘻嘻笑着：“难道有鬼吗？我们上去捉它。”说着，他们你追我赶地跑了上去。

好不容易捱到塔下，我一屁股瘫坐在塔外的台阶上，此时的雪花已如天女散花般洋洋洒洒，我开始担心，怎么才能回到旅馆。可我没想到的是，我的担心竟然完全多余——休息几分钟后，我一站起来，竟然发现右腿健康如初，行走自如！我撒腿就跑，没有一点疼痛之感，仿佛刚才从塔上下来的不是同一个人！这个怪异现象让我一阵阵头皮发麻，我逃也似的离开了大雁塔，走了老远，还频频回头张望。不是留恋，而是恐惧。至今，我都无法解释这次诡异的腿痛经历。

想到第二天就要去临潼看兵马俑，我兴奋得一夜没睡好。可是，这天夜里大雪纷飞。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一夜积雪已经淹没了道路，天地一片苍茫。我依约赶往火车站，张占民老师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之后，我们坐上了开往临潼的客车。临潼距离西安三十公里。但雪天路滑，客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临潼。张占民老师十分开朗，一路上不停地给我讲西安的典故，兵马俑被发现的过程等等。我一次次被他的叙述打动，不仅是对那些名胜古迹的敬仰，更是对他个人的崇敬与感激。

那天的雪真大啊！整个秦始皇陵墓一片雪白，远看像个圆圆的山坡，坡上比较平坦，如果不是张老师介绍，如果是我一个人来，我一定不会对这个圆圆的土坡感兴趣。想到当时我就站在秦始皇的墓宫之上，不禁有点害怕，又有点新奇。整个陵区只有我和张老师两个人，整个白雪皑皑的山坡上只有我们两双足印。我坐在雪地上，请张老师用我的傻瓜相机帮我拍了几张照片。我带着白色绒线帽子和白绒线围巾，穿着一件自己设计、亲手缝制的黑呢披风，就那样意气风发地站在秦始皇陵墓的雪地上，振臂雀跃，欢欣无比。

从秦始皇陵墓下来之后，我们便了兵马俑馆。在进馆的一刹那，尽管有心理准备，我还是被兵马俑那庞大的气势和队列震慑住了！他们那么肃穆，那么威严，那么高贵又那么朴实，那么威风凛凛，又那么宁静安详。我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是被那种声势浩大的气势所压迫着，被那无言的壮美所感染着，被那夺人心魄的眼睛和庄严的神态迷惑着……

我久久地站在坑边，望着这群肃穆的武士，不由泪湿眼眶。无论历史走得多么久远，总有一些痕迹可以让我们回望那个时代，让我们沉湎其中，无法自拔。这就是历史的神秘力量吧！

从临潼回到西安之后，张占民老师送了几本由他撰写的关于兵马俑的书给我，而我，除了一遍遍地说着感谢之外，竟无语凝咽。至今，考古学家张占民老师，依然鲜活地保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从临潼回来的当天晚上，王金劳老师居然提着一袋苹果送到我的招待所，他说他第二天就要和家人一起回宝鸡老家过年了，他很为自己没有时间陪我游一游西安感到抱歉。我的感动难以表达，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一个在上海打工的乡下姑娘，与西安人民素昧平生，但是，我却在这里受到贵宾般的礼遇，这是上天的眷顾，还是我太幸运？

之后两天，我去爬了西安的古城墙，著名的碑林自然也不能不去的。期间，我还去了《女友》编辑部。本来，我想找个叫易虹的编辑的。因为她当时在《女友》上主持着一个类似“老照片的故事”的栏目，我给她寄过一张我唯一的砸石头的照片，还写了照片背后的故事，但她既没刊登，也没退还我的照片，令我一直耿耿于怀。没想到，我找到《女友》编辑部的时候，他们说易虹已经出国了。令我十分失望。那张珍贵的砸石头照片便从此失去，令我惋惜无比。

在《女友》编辑部，我认识了当时号称“文坛四大白马王子”之一的周德东。从一些他写的文章中，我知道他也仅仅读到初中毕业，老家在东北，从小是个放羊的孩子，后来，他自学成材，凭着自己优美绝伦的文笔征服了文坛。他在文坛上的成功，正是我要学习的榜样。我和周德东的友谊也保持至今。

本来，我准备腊月二十九回上海，可我又一次犯了一个无知的错误——我没有买往返票，等我去车站买票时，得知回程车票已经卖到了大年初四，而且票都在黄牛手里，每张卧铺票已经炒到400多元。我连续两天去火车站等退票，都无果而归。但是，我不得不再次相信我的好运，就在腊月二十八那天下午，我居然等到了一个妇女的退票。当那个妇女拿着去上海的卧铺票喊着要退时，她的身边瞬间围满黄牛，有人出300，有人出400要买她的退票。我也挤进去，大叫：“大姐，求你把票卖给我吧，我要回上海过年……”这个妇女看看身边那些五大三粗的黄牛，然后一把推开他们，把这张标价175元的卧铺票原价卖给了我。我简直要乐疯了！付钱之后，那个妇女便走了。这时，有个黄牛提醒我：“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会不会是假票啊！”我一愣，天！如果是假票，我就霉死了！我赶紧拿着票挤进柜台，问售票员这票的真假。谢天谢地，票是真的！

终于，我又平安地回到了上海。

现在，我如此详细地描述这段西安之旅，不仅是对王金劳老师、张占民老师以及更多热心的西安人表示感谢，也是给自己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这次独自远行也让我更加相信：无论身在何处，善良会回报善良；无论怎样的意外或困境，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当你在一个环境中感到窒息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旅行。

在以后的很多日子里，每当我感到窒息，我就独自远行，去远方吐故纳新。当然，这也需要足够的勇气。

63

时间悄然滑过了1996年的门槛。电脑、网络、E-mail等新鲜而陌生的词汇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各种文化补习班也如雨后春笋一样在街头巷尾挂起了牌子。我也渐渐惶惑不安起来：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如何去接触这些洋玩意？虽然我天天写服装流程工艺单，把字练得像模像样、龙飞凤舞，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越来越感到知识的匮乏，越来越感到自己慢慢地变成了一口枯井，当然这和自己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有关。如不赶紧充实自己，也许很快就要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淘汰了。

我经常和川讨论这个话题，我们都对未来深感忧虑。此时，下岗的浪潮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听说他们单位也正在考虑裁员，他们那批农转非的幸运儿，此刻个个人心惶惶，川的心情也是沉甸甸的。多年的“温水煮青蛙”的效应，早已在他们身上种下了可悲的恶果——他们这批农村孩子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跟不上改革形势的需要，也没有后台，如果下岗，他们将首当其冲。

那时候，由于工作需要，川经过专业培训，拿到了电工中级证书。但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应该再多学点其他知识，可他除了对健美一往情深，对其他事情都不感兴趣。他的最坏打算是：大不了去街头修自行车。

可我是个不安于现状、也不允许自己落后的人，我想要把曾经没能读过的书补回来。我打听到复旦大学设立了“新闻专业”的成人自考夜校，立即去报了名，然后把12门课的课本全买齐，花了200多块钱，却一点都不后悔。我把那一堆沉沉的书抱回家，一本本翻看，那些《中国通史》、《新闻概述》什么的看得我头昏脑胀。川说：“你只读到小学毕业，现在直接读大专课程，能跟上吗？”我也知道困难重重，但我还是想试试看。

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听课，我的时间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每天下午五点半一下班，我便风风火火地骑车回家，拿上书就往车站赶，一路走一路啃从单位食堂买来的馒头。复旦大学在上海杨浦区的五角场，我住在宝山区的月浦镇，间距近两个小时的车程。学校晚上七点半开课，如果顺利，刚好可以赶上听课。晚上九点半下课后，再坐车回家，往往已经11点多。回家后还要整理笔记，还要见缝插针地抓紧时间背书。那几个月，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第一次考试，因为没把握，我先报考了两门课，没想到《新闻概述》我只考了63分，勉强通过。还有一门课只考了59分，没拿到及格证。有个同学为我抱不平：“评分的老师也真是过分，差一分都不帮你。”我心里也很沮丧，仅一分之差，就要从头再来了。难怪有人说走自学考试的路，简直要脱一层皮。但我依然为自己成功地过了第一门功课而欣慰，毕竟是一个良好开端。即使我每次考试只过一门课，那么一年两次考试就能过两门，12门课我用6年就可以拿下了。我依然信心十足。

1996年夏季的一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栏目的编导陆兰亭老师辗转找到我，邀请我去电台做一期直播节目。她是从《新民晚报》的夏连荣老师那里知道我的故事的。可我从来没有做过直播节目，怕自己紧张，言不达意，影响节目质量，因此犹豫不决。但陆老师不断鼓励我，说主持人会引导我，与我对话，我只需一问一答，不会有问题，我这才斗胆去了。

于是，我硬着头皮去电台做了一期《海纳百川》的直播节目，没想到，这期节目做得非常成功。半个小时的直播时段内，导播间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无数打工仔打工妹打来电话，与我交流打工路上的酸甜苦辣。节目结束后，陆兰亭老师笑着告诉我：“小赵，今天打来的电话特别多，很多电话都没能接进去。你的经历在上海三百多万的打工族里，太有典型意义了。刚才，我们电台的老总听了你的直播，特意打电话给我，让我邀请你做我们节目的特邀嘉宾，每周日上午来做一次节目，好吗？”这真是个意外惊喜。我一口答应。

从那之后，每个周日上午10点，我便准时出现在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节目中，通过电波，与上海三四百万的打工族们倾心交谈。正是做这档节目，使我结识了很多与我一样飞翔在上海的天空下的“天涯同命鸟们”。如：河南的张旭贵、申明坤，江苏的毛毛、王健、吴良安，四川的陈静梅，安徽的张振等人。我的视界骤然开阔。这批打工族里，也不乏佼佼者。

其中，在宝钢冶金建设公司上班的申明坤是《新民晚报》的特约通讯员，名字经常在《新民晚报》上出现；吴良安是一位书法爱好者，曾获得过很多书法奖项，后来自己在上海创办了一所书法学校；陈静梅喜欢做生意，之后成了百万富姐；踏实肯干的王剑靠打工起家，后来在上海成立了一家花木园艺公司，生意十分红火，如今身价千万；张旭贵成了宝钢进冶金建设公司的建设尖兵，劳动模范；做玻璃工艺品设计的聋哑女孩洪泽成了上海市的残疾人明星代表，作品远销国外，多次受到过国家领导人接见……他们每个人的成功，都印证了爱迪生的那句话：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不过，打工族也是良莠不齐。至今我仍刻骨铭心地记得我被安徽老乡张振骗去2000元钱的事情。我和张振（又名张厚余）是在上海市闵行区群艺馆结识。当时，群艺馆馆长张老师办了一份《打工者之家》的报纸，每月一期，专门刊登一些打工族写的诗歌、散文、小说或摄影等，我也在上面发表过文章。张老师还在群艺馆不定期举办文学讲座活动，我在一次文友聚会时认识了张振。张振家在安徽金寨县，由于是安徽老乡，我们一见如故。张振一再邀请我去他的公司玩，说可以唱免费的卡拉OK，但我因对卡拉OK不感兴趣，所以从来没去过。

有天下午，张振又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公司当晚有活动，邀请了很多嘉宾，非常热闹，他也邀请了张旭贵和申明坤等人，希望我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实在推辞不过，我和同住月浦镇的张旭贵、申明坤约好，下班后一起去了张振的公司。

谁知道，这个所谓的某电子公司，其实是个传销魔窟。可我那时根本没有接触过传销，也不知道此为何物。张振见我们来到，一边殷勤地给我们倒茶，一边将我们介绍给他的主任认识，还让我们在一个本子上签名。之后，我们就被带到一个密封的大房间，里面已经聚集了几十人，台上有人在讲着什么。房间里空气混浊，灯光昏暗，我硬着头皮在房间里站了一个多小时，渐渐感到头晕发胀，凭感觉，我知道偏头痛又要发作了。我想离开，但发现门被锁住了。

好不容易捱到讲课结束，我什么也没听进去，耳朵里“嗡嗡”作响，出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大房间，我马上就想回家。张振却满脸堆笑，鼓动我们三人买一台他们公司的产品——一种类似于卡拉OK机的产品，它当时有个洋名，我没记住。张旭贵问多少钱？“这是高科技产品，刚从国外进口到中国，原价一万多，现在买可以打折，才9800元。”张振轻描淡写地说，“如果你们购买了这个产品，就成了我们公司的会员，以后，如果你们再介绍其他人来购买此产品，每台机器你们可以拿到百分之十的提成。想想看，如果你一个月介绍5个人买了这台机器，每台就可以拿980元提成，980乘以5，一个月就是4900元，比你们的上班收入强多了吧……”

可我们三人依旧没有购买的意思。申明坤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根本没带这么多钱，存款也没这么多，这么贵的东西，我们买不起。”张振无奈地看看我们，想了想，又提出一个建议：“那这样吧，要不你们先付几百块订金，以后再分期付款，怎么样？”可我们三人依旧摇头。

一直磨到夜里11点，我们才得以脱身。一出门，张旭贵就对我说：“这个公司绝对不走正道，以后最好也不要跟张振来往了。”我和申明坤使劲点头。

又一个周日下午，我从电台做完节目后，直接去了闵行群艺馆，参加下午的一个文友聚会。这次，我又碰到了张振。他看到我，就将我叫到一边，吞吞吐吐地说：“赵美萍，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我想先自己买一台公司的机器，算自己的业绩，不然我就被炒鱿鱼了。如果熬过了这个月，我就是正式员工了，就有底薪拿……我本来想向家里要点钱的，但我爸爸又得了癌症，我想赶紧多挣点钱，给我爸爸治病，所以我才这么着急……”说着说着，他低下脑袋，差点都要哭了。

我吃惊极了，没想到他遇到这么大的不幸，家里再穷不要紧，可怕的是有病。不是有人说过吗——没什么，不能没钱；有什么，不能有病。想当年，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也因没钱治病，而饱受病痛折磨。可我也没那么多钱借给张振，最后我答应借给他3000元，他答应三个月后还给我。“那时候，我应该会晋级到主任了，光底薪就有1500元。”他说。

回家后，我和川商量借钱给张振的事情，但我没说他是为了买机器，而是说他借钱给父亲治病，川没有异议，将存折拿给了我。取出3000元后，我们的存折上只剩下三位数了。下一次我再去闵行时，将3000元钱直接送到了张振和他未婚妻的租房。张振的未婚妻让他给我打一张欠条，我傻乎乎地说：“我们是老乡，干嘛还打欠条啊！我相信你们。”张振也没有坚持要打欠条。我没想到，我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就这么有去无回。

直到一年后，我因参加《知音》杂志社的笔会，要去新马泰旅游，需要钱用，可我几次找张振要钱，他都一直躲着我。无奈之下，我去找他的未婚妻小王要钱。小王也很无奈，说她一定会敦促张振尽快还钱。在我锲而不舍的“追债”下，张振最后还给了我1000元钱。而剩下的2000元，再也没能要回来。张振后来离开了那家公司，停了呼机，也不再去闵行群艺馆参加文友聚会，原来的租房也人去楼空，仿佛从上海蒸发了一样。很久后，我听一个文友说，张振回了老家安徽金寨县，在天堂寨景区承包了一个饭店，至于结果，我至今不得而知。

如果说，骗人者可恨可恶，而被骗者则可悲了。张振的骗术并不高明，他只是利用了我的善良和同情心而已。更可悲的是，我并没有吃一堑，长一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继续被骗过。每一次被骗钱，都是别人说家中有人患病，急需筹钱救命。因为只有这个理由，最能打动我。借钱和骗钱本是两回事，但欠钱不还和骗子又有多大区别呢？

我不知道张振（张厚余）如今在哪里高就，也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欠我2000元钱。但我相信，即使他现在过得丰衣足食，飞黄腾达，在他心里，始终装着一笔沉甸甸的良心债——如果他还有良心的话。

64

1996年的我，宛如一只等待破茧的蝶——拼命想挣脱当前的混沌状态，破茧而出，呼吸新的空气，开始新的生活。也许，这和我去读夜校、去电台做节目、认识了更多优秀的打工朋友有关，我更加不安于现状。我总觉得，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我还有潜力可挖，但我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释放自己的潜力。

我经常疲倦地对川说，服装厂的工作我已经干厌了，第一是压力大，第二是环境压抑，人际关系复杂，我想换个工作。“你现在做得好好的，换个工作不一定会有现在的好吧？再说找份好工作也不容易。”他不太赞同我跳槽，担心我还没找到“马”，却丢了这匹“驴”。可他哪里理解我在厂里的感受。每一年，技术科的上海同事都会涨工资，到1996年底，科长每月可以拿到1500多元了，另一个上海同事也拿到1200多元了，我的工资依然是700元左右。事实上，几乎所有订单都是我和另一个上海同事负责，科长生孩子之前的客户全由我接手，她休完产假上班后，只是帮我们把把技术关而已。我无法做到心理平衡——透过“同工不同酬”现象，我看到的是人格和尊严的被轻视。

这一年，我已经26岁，川已经29岁。话说三十而立，此时他却面临着即将到来的下岗危机，而我竟要打破现在端得稳稳的饭碗，这让他感到不可理喻，我们时时因此发生争执。我们像两匹固执的马，拉着名为“家”的马车，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前，既不能并驾齐驱，又不能背道而驰。

“我们还是拿结婚证吧。”有一天，他主动提起了这件事，“毕竟我们年龄不小了，该成家了。我妈每次写信来，都催问我们什么时候拿结婚证。”

关于结婚，几乎是我们之间长期忽略的话题，或者说，是刻意忽略了它。6年同居，婚姻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已尝遍，一纸婚书对我们来说似乎可有可无。可是，在我们对未来生活把握不定的时候，在我们对人生感到彷徨的时候，在我们的感情落入低潮的时候，成立一个家，就好似在我们的脚上拴上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结婚证，有时候起的就是一块石头的作用。

虽然当时的我已经预感到，我们已经退潮的感情即使被绑上了石头，也许有朝一日仍然逃不脱漂走的命运，但是，我仍然无法拒绝这块石头。再有，我们各自的背后，还有两块更沉的石头——家人。即使什么也不为，仅仅为了双方家人的安心，也该自缚石头。

1996年12月26日，我们在上海宝山区民政局拿了结婚证。由于我的户口还在老家安徽芜湖，我的未婚证明是由妹夫从村委会开了给我寄来的，荒唐的是，我家还因此被村委会罚了500元。被罚款的理由是：我前年已在老家举行过结婚仪式，现在才领结婚证，属于未婚同居，违反了《婚姻法》，真让人哭笑不得。

拿了结婚证，我的脚上被拴上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川心里的石头也落下了。但我并没有因此丢弃改变现状的念头。

1997年，我还是毅然决然地跳槽了。

我一直相信，冥冥中一定存有因果之说。

早在1992年左右，我就因给《萌芽》投稿而结识了该杂志编辑沈刚，他曾帮我修改发表了一首短诗《嫦娥》，此后我们一直断断续续地靠书信联系着。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这个上海人十分看得起我，不停地在信中鼓励鞭策我。后来，沈刚离开《萌芽》，去了解放日报集团旗下的《上海小说》做编辑，并编辑发表了我的一篇中篇小说《走向深渊》，他对我十分赏识。他曾在一封信中建议我跳槽，说我的文采不错，可以换份更有创造性的工作。也正是他的建议，让我坚定了要跳槽的决心。沈刚说他有个朋友在闸北区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推荐我去做文案或者业务员。“小赵，你早该出来了，月浦镇是个小地方，那里会扼杀你写作的天分。不管怎样，广告公司多少和文化沾边，这对你以后的发展有好处。你考虑好之后，给我打电话。”沈刚推心置腹地对我说。

我回家和川说起此事，他有些犹豫，担心我无法很快适应新的环境：“虽说服装公司的工作机械枯燥，收入微薄，但你毕竟驾轻就熟啊，万一你在广告公司干不好，怎么办？那时候你就无法回头了。再说，你以后要去市里上班，每天来回要花三四个小时坐车，会很辛苦……”川的劝说不无道理，也许，内心里，他更担心我会带着“石头”飞走，但我还是坚持跳槽。早在我17岁时，我就在日记本的扉页上抄写下一行字——“人生能有几回搏”，现在新的机会来了，我决定搏击一次。

1997年5月，我和服装厂第二个三年合同期满了。如果再续签，将又是三年为限。我决定趁此机会跳槽。在此之前，我给沈刚打了个电话，我对他说：“沈老师，我考虑好了，决定从服装厂辞职了，麻烦你给我引荐到那家广告公司吧。”沈老师爽朗地说：“没关系的，那家公司的老板是我很好的朋友，你随时都可以去，你哪天有空，先到我编辑部来，我再带你去他们公司。”

如果正如算命先生所说，我命中会有贵人相助的话，那么沈刚毫无疑问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

后来我才知道，沈刚所说的他朋友的广告公司，其实便是他和一个朋友合伙开的。这家名为“唐神文化传播公司”的广告公司，如今已在上海数千家广告公司中排名前十名左右。当年，沈刚是兼职下海，他一边做着编辑，一边与一个朋友合伙开着广告公司。当我去唐神广告公司报到的时候，内敛低调的沈刚依然是以引荐者身份带我去的。直到我上班后半个月左右，沈刚有一天来到公司，我发现有些员工居然找他签字报销发票，我这才明白，原来他才是这家广告公司真正的老板。

当我决定辞职的时候，服装厂领导才发现我的可贵。对我一向十分器重的潘厂长和石川先生轮流劝我留下，一把手汪厂长也委托工会主席转告我，只要我留下来，就会考虑给我加薪，月薪将会突破四位数，并且在厂里给我安排一间单独的新宿舍。这个诱惑如果早来几个月，也许我会欣喜若狂，感激不尽。但是现在，它出现得太迟了。

1997年7月，我离开了洒下我7年青春血汗的服装厂，开始新的拼搏。在我的人生中，这次转身虽不华丽，但很关键。

最让我感动的是石川先生，我临离开厂里之前，他居然特意在附近的一家餐馆为我饯行，同时邀请了翻译钱先生和我的另两位女同事。与石川先生相处了5年多，我第一次见到他的伤感。他通过钱先生对我说：“米卡，你是我见到的中国女孩子里，最聪明、最勤奋、也最刻苦的一个。我相信你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都会很优秀的！可惜的是，你一直没答应做我的女儿……”这个慈祥的日本老人，他只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他一直把我当女儿一样看待。

我的眼眶刹那间有点温热，喉头有点哽咽。其实石川先生不知道，我之所以不愿意认他做父亲，实在是我怕被别人说三道四。在厂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各种明枪暗箭。在做技术员的三年里，因为工作，我得罪了不少人。因为嫉妒，我被很多流言蜚语中伤过。为了保护自己，我总是尽量避免给别人制造流言的机会。我想石川先生应该会理解。

我安慰石川先生：“我还会经常回来看望您的，您永远是我的恩人和老师。我现在出去，主要是想发掘自己的潜能，看看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我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去做，否则一辈子都心神不定。”石川先生听了钱先生的翻译后，连连点头，“是的。年轻人，就应该多多闯荡，我很欣赏你的闯劲。但是——”他话锋一转，看着我的眼睛说，“米卡，我还要给你几个忠告：第一，你以后与人面对面说话时，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无论是对方在讲话还是你在讲话，你都要勇敢地直视对方的眼睛。眼神游移不定的人，往往会给人留下心术不正和不自信的印象。第二，在说话时，语速要平缓，声音要柔和，不要急燥，也不要吞吞吐吐，适可而止，不要没话找话。第三，与人握手要用力，让人感到你很真诚热情……”

石川先生的这番话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多年过去，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说这番话时的表情，就像一个父亲在对即将远行的女儿谆谆教诲着，那样推心置腹，那样苦口婆心，琐碎而又温暖。石川先生的这番话在我日后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他告诉了我如何树立自信与尊严，如何与人真诚沟通。

那天饯行到最后，喝了两杯啤酒的我还是哭了。谁也不明白我心里的酸甜苦辣有多浓。7年的服装厂生涯，就这样结束了。上海市月浦镇熊田时装有限公司，就这样与我挥手说了再见。

27岁的我，从头开始。

65

8月，酷暑难耐。我又剪短了头发，挎着一只15元钱买来的塑料透明夏装包，脚穿80元一双的白色达芙妮凉鞋，棉麻裙子，棉布上衣，加上唐神配备的一只数字寻呼机，就这样全副武装了起来，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每天早上7点不到，我就要出门，先乘坐彭盛线到彭浦新村，再转95路到新客站，再走十分钟才能到公司，每天来回花在路上的时间就有四个多小时，但我一路都很新奇，我就像一只刚刚跳出井口的青蛙，发现外面竟然是好大一片天。

初到唐神时，沈刚让我先到业务部熟悉业务。业务部是整个广告公司最辛苦也最富有挑战性的部门。业务员底薪800元，拉到广告后拿百分之十的提成。与按部就班、单调枯燥的服装厂相比，广告公司无疑是个锻炼人的地方，业务员更是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业务员既要做到踏实稳重，又要八面玲珑；既要不择手段，又要以诚待人；既要锻炼你的交际、应变、公关等能力，也要锻炼你的口才和逻辑思维。业务员，几乎就是个综合性人才。这是我来广告公司之前没有想到的。

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品尝到了拉广告的艰辛。我的一些同事有的每天抱着黄页电话号码碰运气，有的搜集各种报纸上的广告，按图索骥打电话去“挖墙脚”，有的干脆上街瞎逛，看到某个新产品的经销店就进去跟人磨嘴皮。据说有个在公司里干了5年的“元老”，最近已经连续六个月没拉到一笔广告，公司已经快不给他发底薪了。他每天夹着皮包进进出出，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有位同事私下对我说：“如果你在三个月内拉到一笔广告，就已经破本公司纪录了。本公司里最快速度拉到广告的业务员用了三个月零二十天的时间。”我当时颇有些心凉：那么有经验的同事整整半年都颗粒无收，我能行吗？

转眼一周过去，我一无所获，心内想着不能辜负沈刚的期望，所以越发焦急。每天，即使在上下班的公交车上，也是全神贯注地注意着路边的广告牌或各种店铺，把电话号码记下来，到了公司再打电话联络，我甚至连一家东北叉车厂都没放过。一个月下来，两千多米的共和新路上有哪些店铺我都烂熟于心了。

为了尽快拉到广告，我几乎每天都把公司订的报纸抢先翻阅一遍，把广告客户的电话一个个抄下来，然后抱着电话一个个打过去，一开口就说我们公司可以从媒体拿到最优惠的价格、设计理念比别的公司更完美云云，这往往是客户最关心的问题。但并非所有客户都有耐心听我喋喋不休，很多时候，我都是被人莫名其妙地吼一顿，然后“啪”地被挂断了电话。日复一日，连脸皮也被磨厚了。

刚开始跟人谈广告，我还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有一次，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一个红酒的通栏广告，那是个刚刚打进上海、需要大力宣传的一个新红酒品牌。我冒冒失失地打去电话，找到该红酒在上海的总经销商，对方直接问我：“如果我想在《解放日报》二版上做广告，你们能在原先定价上打几折？”我随口说：“五折。”“五折？”对方惊讶地重复了一声。我以为对方嫌高了，立即补充，“如果你们有合作意向，我们还可以争取更低折扣。”对方停顿了一下，怀疑地问我：“小姐，你能肯定可以拿到《解放日报》的五折广告吗？他们的价位我是很清楚的。”我太急于拉到广告了，我说没问题的，我们的老总跟《解放日报》老总关系特别铁。对方说，那好吧，你带着合同跟我来面谈吧！我欣喜若狂，这么容易就拉到一笔广告了？

可等我刚放下电话，一个设计部的同事端着茶杯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冲我挤眉弄眼：“小赵，你真能拿到《解放日报》五折的广告价格吗？”我懵了，大家平时在打电话时，不是都这么说的吗？

“你一定听错了。其他人说的都是让利五个百分点，也就是九五折，绝不可能是五折，这是任何人都拿不到的，除非你是报社老总是你的亲戚。”

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天！我居然把五个点说成了五折。幸亏当天业务部里没有其他人，否则，我还有何颜面继续呆在业务部？整个上午，我都没有勇气再打电话。我在心里狠狠地骂着自己——没用，太没用了，连基本的折扣都不懂，还能拉什么广告？看来，我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每天下午五点半，业务员都需要回到公司开会，向负责业务的张总汇报一天的收获。每次听同事们侃侃而谈，说今天见了哪个品牌的负责人，谈了哪些合作意向，正在跟进的几个品牌已经进行到了哪一步……听着听着，我就有些自愧不如。转眼半个月过去，客户没有拉到一个，我的达芙妮的鞋跟却磨损掉一块，我花两块钱到鞋摊钉了一块皮，我必须靠着它们载着我走过这个夏天。

来自贵州的女同事欧阳对我很好，她在上海读完大学后没有回家，而是应聘到唐神做起了业务员，她已在唐神做了三年，业务水平很高。当时，她正在和风靡一时的大印象减肥茶接洽，对方已有初步合作意向。一天，欧阳去大印象公司送市场推广策划书时，便邀我同去。坐在公汽上，我开始向她大倒苦水，我有些泄气地说：“也许我不是拉广告的料，半个月过去，一点希望都没有。”

欧阳鼓励我不要泄气。“广告公司的业务员最关键的是要有一股韧劲。人家一次拒绝你，你还要去第二次、第三次，不要怕难为情，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执着，一定要自信，一定要说服对方相信，我们公司一定会做得比其他公司更好！就是大印象公司，我已经跑了不下20趟了，一次次跑，一次次磨，因为同时还有好几家广告公司在竞争……有时候，一个产品，会拖一两个月才能签合同呢，但是签一笔就可以享受好几个月了。比如大印象减肥茶，这次他们的广告预算是300万一年，想想看，如果能顺利签单，无论对我们公司，还是对我个人，都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欧阳推心置腹地告诉我。她不是个十分漂亮的女孩，但她却是个十分智慧和坚韧的女孩，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经验。

但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在唐神只做了三个月，便迫不及待地逃离了唐神，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短命的一份工作。而逃离的真正原因，是一个无耻之徒对我的“**”。

当时，唐神公司策划部部长是个姓许的中年上海男人，瘦高个，平时不苟言笑，但颇有才华，他的创意经常会得到客户的赞扬。可就是这样一个男人，骨子里却是个好色鬼，只是我初来乍到，不识此人真面目。有一天晚上开完会下班时，他叫住我和另一个女同事：“听说你俩也住宝山？那我们三人是同一个方向，反正我每天都是打的上下班，我顺带捎你们一段路吧！”我和那个女同事欣然答应。

一路上，我们三人说说笑笑，很快到了彭浦新村，我该下去转车了。许部长却提议我们三人一起吃晚饭，他请客，那个女同事一口答应，并一把拉住我，不让我下车。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随他们在通河新村下了车，许部长说他家就在这里，然后他带我们来到附近一家小餐馆坐下，许部长点了菜，要了几瓶啤酒，我和女同事推辞不能喝酒，他也不勉强，开始自斟自饮，他一边喝酒，一边大讲公司的发展情况。他自称是公司的元老，也是张总和沈总的左膀右臂，其他公司用20万年薪也没挖走他等等。他一开始还说得头头是道，可几瓶啤酒下肚后，他似乎有些醉了，口齿有些不清，说话也颠三倒四起来，一边说，还一手一个抓住我和那个女同事的手，我和女同事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一会儿，那个女同事借口去上洗手间，结果再也没回来。我心里暗暗叫苦，看来这个狡猾的女同事早已溜之大吉了。我怎么那么傻呢，我也该趁机溜走啊！此时，许部长似乎也明白那个女同事已经溜走了，便一把抓住我：“小……小赵，你……你不能走……你行行好……送我回家吧……”没辙，我只好帮他结了帐，然后扶着跌跌撞撞的他出了门。谁知，他一出门就蹲在路边“哇哇”狂吐起来。等他吐完后，我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起来，一路跌跌撞撞地搀扶他回家。

谁知，当我好心将这个醉鬼送进他的家门，转身准备离开时，他却突然将门一锁，然后背靠着门，双手一把抱住我，口里喃喃说道：“你别走……陪陪我吧……我老婆不要我了……我很孤独……”天哪！此刻我才反应过来，什么顺路，什么吃饭，什么送他回家，都是圈套！我使劲挥舞双手，挣扎着逃离了他的魔掌，远远躲进客厅一角。我又慌张又恐惧，脑海里急遽地思索该如何逃脱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他靠在门上，血红的眼睛一直定定地看着我。我知道硬拼可能不行，只能想对策了。我想了想，说要上洗手间。他一指旁边的小门：“这是卫生间。”我迅速走进去，插上了门，其实这是我的权宜之计。我在卫生间里到处寻摸，希望能找到一件防身之物，可里面什么家伙都没有。很快，我就听到他在外面使劲拍门，“你好了没有，好了没有，我也要上卫生间。”

我只好磨蹭着走了出来。他马上一头钻了进去，恶心的是，他怕我逃跑，居然没关卫生间的门。我立即冲到门口，想拧开门，却拧不开——已经被他用钥匙反锁了。我看到卫生间旁边是厨房，灵机一动，进去摸了一把菜刀，回到客厅后，我看到茶几上有一部座机电话，赶紧抓在手里。等他从卫生间出来后，我一手举刀，一手拿着电话，外厉内荏地大声喊着：“你赶紧给我开门，不然我马上给沈刚打电话……还有，你要硬来，我就跟你拼个鱼死网破，我不信你家邻居听不到……”他似乎吓了一跳，愣了好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你别……你别……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赶紧开门，不然我真打电话了！”我作势拨号。他赶紧从裤袋里掏出钥匙，手忙脚乱地往锁孔里插。门开后，我扔下电话，依然举着刀，背靠墙挪到门边，同时警惕地看着他。此时，这个平时在公司不可一世的家伙赤红着眼睛，无奈而又恼恨地瞪着我。挪到门口，我将刀“当啷”一声扔在地上，顺手带上门，然后失魂落魄地沿着楼梯跑了下去，整个过程就像某个惊悚电视剧的情节一样。

第二天，我本想把这次遭遇告诉沈刚，但想到许部长是他的得力干将，即使告诉他，他或许也不会为我声张正义。而且，还有可能会彻底得罪许部长，将来我在公司里的日子会更难过。为了保住这份工作，我选择了暂时隐忍。

一星期后的一天，也许见我并没有告发他，许部长又壮起了色胆，趁那天下午业务部办公室没人，他溜过来，挨近我，小声说：“上次真是对不起，我喝多了耍酒疯，你别介意，今天我请你吃饭赔罪，不喝酒怎么样？”吃一堑长一智，我立即谢绝。他仍旧不死心，一把抓住我的手，说，“看样子你还没原谅我……”我感到一阵肉麻，厌恶至极，赶紧站起身，抽开手，拿起茶杯倒水去了。我知道，只要有这个色鬼在唐神，我就只能离开了。职场，就是如此无情而无奈，女孩子一定要学会自保，否则，受到伤害的只能是自己。

直到两年后，我才偶尔听唐神的同事告诉我，色胆包天的许部长后来还是将一个刚进公司不久的女大学生诱骗到手，并导致那个女孩子怀孕。之后，女孩子的家长闹到公司，许部长赔了5万元给那女孩，而他本人也被唐神清扫出门，去向不明。听罢此事，我哑然一笑——**是自我毁灭的推手。许部长的毁灭是注定的。而那个可怜的女孩，也许在学校学过很多知识，恰恰没有学会自保。她的悲剧，也是注定的。

66

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三个月后，我就离开了唐神。我如此迅速地离开唐神，除了躲避色鬼许部长，也和我的第一笔广告业务有关。

到公司的第20天时，我终于拉到了第一个广告客户，虽然标的只有1.5万，沈刚还是十分欣赏，因为我破了公司业务员在最短时间内拉到业务的纪录。这个让我“起死回生”的广告是济南一家电子公司的IC卡电话机，这种电话机一度十分走俏市场。当时，我是在一份报纸的中缝看到了这则不起眼的小通栏，之前也没在其他报纸上看到过，我凭直觉，认为这是一个刚刚进入上海、需要大力宣传、但又经费不足的小公司。果然，我按图索骥找到这家位于汉中路地铁站的公司时，发现它不过是个只有三四个人的小公司，一个月前，他们刚从山东济南进入上海。

也许因为大家都是外地人，同在上海打拼的缘故，在第一次广告合作之后，我与这个公司的老板张华成了朋友。

“小赵，我看你非常有闯劲，又能吃苦，你有没有意向自己做生意？”一天，我去和张华续签广告合同时，他开门见山地问我。我一下愣住了，谁都想做生意，但也要有机会和资本啊！

接下来，张华告诉了我一些关于他们公司的发展情况。那时候，张华所在的这家电子公司刚刚打入上海，正和广东一家同行激烈竞争着。所以，张华准备在上海各个区设立一个销售部，专门销售IC卡电话和电话密码锁，抢先占领上海市场。张华对我说，如果我愿意，他可以帮我在莘庄设一个办事处，租一套房子，再招聘几个业务员，我就可以自己做“老板”了。至于产品，我可以先赊货，卖完付款。这自然是十分优厚的条件。“现在，上海地铁一号线已经通到闵行莘庄，闵行一下子成了热土。如果你承包了闵行区区域的销售权，按照我们的计划，只要你勤奋努力，年收入二十万没有问题。”张华给我规划着美好前景。

在听了张华的几次游说之后，我的心渐渐活动起来。而那时，我正为唐神公司色鬼许部长的纠缠头痛不已。干脆，趁此机会跳槽吧？可是，如果我此时离开唐神，我怎样向老板沈刚交代呢！毕竟我到他的公司还不到三个月！

回家后，我和川商量是否该自己创业，他也举棋不定，他怕承担风险，但又觉得这个机会确实难得——不需自己投资一分钱，只要投入全部精力和智慧去打理，或许就能掘出一座金矿，世上还有比这更具诱惑力的机会吗？

我考虑了几天，最后答应了张华，加盟他们公司。当时，我的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创业的激情。我想，即使失败了，我也没损失什么，而且可以积累经验。

接下来，我要向沈刚辞职了。写辞职信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沈刚那么赏识我，鼓励我从服苦役般的服装厂跳槽出来，结果却只在他的公司干了三个月，就跳槽而去，连我都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失望。我考虑半天，还是没在辞职信里写上被许部长骚扰的事情。我觉得，人都要走了，何苦再埋下一颗地雷呢。

当我递上辞职信的时候，沈刚认真地看着我，叹息着，同时苦口婆心地劝我：“小赵，自己创业是好事，但我认为你还是太冲动了，我毫不怀疑你的能力，但是做生意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无论他多么极力挽留，我还是去意已决。无奈之下，他只好接受了我的辞职报告。在告别的时候，他诚恳地对我说：“小赵，做生意这条路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走。作为朋友，我衷心祝愿你能成功，万一做不好，你还回来继续帮我……”我把传呼机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让我拿去用，我说不了，这是公司的，应该归还。

沈刚是个儒商，待人极为诚恳。虽然我是他的员工，是个普通的外来妹，但他从来没有因此而轻视过我，即使我在他的公司打工，他也总是说“请你帮帮我”，而不是以一个老板颐指气使的口气，这使我对他尤为敬重。

临别，沈刚还请我吃了一顿晚餐。他一再对我说：“如果你有困难，随时可以找我，我一定尽力帮你。”这番话令我感动不已。

之后，我在张华公司的协助下，在莘庄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招聘了两个助手，一个小小的办事处就这样运作了起来，由于莘庄离月浦镇太远，我便和另一个女助手住在了公司。

当时我主要负责在莘庄的广告和销售业务。我每月有1200元底薪，完成一定的销售额后，有相应提成。其实，这还是帮老板打工，但至少我可以独当一面了。而且，我无须为房租、水电以及员工的工资负责，相对比较保险些。

可是，正如沈刚所言，做生意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我想办法印刷了一些宣传单，派业务员往居民小区里的信箱里塞，但收效甚微。于是，我把几个业务员兵分几路，一个专门跑外勤发宣传单；一个抱着黄页电话本给上海的所有企事业单位打电话，搞电话推销；另一个跟着我，提着样品，专门去一些大学或企业的人事部，上门推销……总之，能想的办法都想到了。每天，倒也能卖出去几台IC卡电话机，但与我理想的销售目标还是差远了。

有一天，我偶尔翻阅《新民晚报》，忽然看到“信息之窗”专版，里面刊登的都是一些新产品信息，还有几十个字的产品介绍。我灵机一动，连忙打电话询问在该版面刊登一则新产品信息需要多少钱。对方回答说不要钱，因为这不是广告，但产品必须是对老百姓有实际用处的生活用品。我不由喜出望外。对于写软广告，我还是比较拿手的。我很快写好了一则几十字的“电话密码锁”介绍。接着，我来到《新民晚报》社，找到负责编辑“七彩民工”专版的夏连荣老师，请他帮忙联系一下“信息之窗”的编辑。夏老师一口答应，让我留下了那则“新产品介绍”。

两天后，那则“新型家庭电话密码锁”的介绍便刊登在了“信息之窗”里，一下子在上海掀起了一股不小的销售热潮，公司总部和莘庄分部的电话都快给打爆了，自然，我们的IC卡电话机和密码锁在上海几乎卖疯了。最多的一天，我们卖了一百多只密码锁和二十多台IC卡电话机，连业务员都来不及上门安装了。我和几个业务员每天坐公汽到处送货安装，忙得汗流浃背，腰酸腿软，但却无比快乐。初涉商海，让我感到了一丝“畅泳”的快意。

那时，我一心想着事业，想着挖掘自己的潜能，想着勤劳致富，但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如何经营自己的婚姻。因那时业务忙，我平时就住在莘庄的公司，只有到周日时，才会回一趟月浦镇。如我不回去，川就会到莘庄来看我。可这难得一聚的日子，却被我们经常用来争吵。

有一个周六的晚上，川从月浦镇来到莘庄。周日上午，我们一起去逛街。刚出门时我们还高高兴兴的，但到商场没多久，气氛就逐渐僵了起来。我们俩的矛盾是从我要给他买一双皮鞋开始的。那天，我在南京路的第一百货商店看中了一双款式不错的男士皮鞋，价格180元，我便想给他买一双。我叫营业员拿来了他穿的尺码，想让他试一下，可他却倔强地不肯脱鞋试穿，并且不耐烦地、甚至有些“义愤填膺”地大声嚷嚷起来：“这种鞋凭什么卖这么贵啊？难看死了，我不要！”说罢自顾自往前走去，也不管我多么尴尬地站在营业员身边，他就这样把我晾在了商场里。周围几个营业员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出了商场，我怎么也找不到他了。南京路上人流穿梭、摩肩接踵，但我已经找不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了。伤心、愤怒、委屈，什么感觉都有。在商场门口转悠了十多分钟，还是没有看到他。他并没有莘庄公司的钥匙，我担心他独自回去后进不了门，于是赶紧回到莘庄。可是，门口也没有他。到了晚上，他依旧踪迹全无。我知道，他一定回月浦去了。

果然，我打电话到月浦的房东家，他过来接了电话。我的一肚子怒气一下子爆发了，我冲他一阵大叫，质问他为何将我扔在商场独自回家，骂他不识好歹……

发泄一通后，我愤然挂上了电话，心内涌起一股悲凉。类似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有很多次周末，我们高高兴兴地一块儿出门，结果带着一肚子怨气，一前一后回到家。我们的矛盾大都发生在对事物的不同看法上，我讨厌他的“愤世嫉俗”和偏执，而我有时候也固执己见、性子急、容易上火，如果他不主动求和，我会一直保持沉默，不管一天还是两天。那时候，我们都太任性，都不懂得放下自尊去哄对方开心，不懂得夫妻之间也要学会说“对不起”，不懂得有些结应该适时解开，否则天长日久便成了死扣。

67

生活之所以千姿百态，是因为前面永远有拐角。

我的人生似乎总是不断地出现着拐角，有的拐角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灾难和挫折；有的拐角带来的是挑战和机遇；有的拐角则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好运。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出国旅游。对于一个从小砸石头、捡猪粪长大的农村姑娘来说，这是倒退八辈子也不敢想象的美事。但这种好运却切切实实地来临了。1997年底，我得到知音杂志社的邀请——鉴于我给《知音》杂志写了一定分量与数量的文章，杂志社特邀我参加海外笔会。

得到消息的那一刻，我如范进中举，欣喜若狂。

为此，我最应该感谢一个人——《知音》编辑陈清贫。他也该算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与知音结下不解之缘。认识陈清贫是从1995年4月开始的，那时我还在服装厂里做技术员，业余时间就是爬格子。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轰开中国最著名的《知音》杂志的大门。不仅因为它名气响，更因为它的稿费也是国内期刊界最高的。受名利的诱惑，我每期都准时去书店购买《知音》，揣摩它的风格，研究它的文章，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会出现在它的版面上。

第一次给《知音》投稿，我颇费了一番脑筋。不知道把稿子给哪位编辑比较走运。为此，我把《知音》杂志每个编辑的名字几乎都研究了一遍，最后还是决定，把稿子寄给一个叫陈清贫的编辑。他的名字给人的直觉不仅朴素、平易近人，还让人觉得他是个踏实稳重、出身贫寒的可信赖的中年编辑。

稿子寄给陈清贫后，我每天盼望着消息。十多天过去了，我的稿子像断线的气球，杳无踪迹。我耐不住了，有一天中午，趁一楼行政办公室没人，我悄悄溜进去拨通了《知音》编辑部的长途电话。可是，我要找的陈清贫编辑却出差了。

又是忐忑不安的两周过去。一个印着“《知音》杂志社”字样的信封终于落在了我的手上。信很薄，似乎没有退稿。我心里一松，迫不及待拆开信口，一张写满字的《知音》杂志社的专用纸露了出来，里面还夹着一张名片。陈编辑的字是用黑水笔写的，不潦草不张扬，像一根根土里土气的木头桩子戳在信纸上。读完这些字，我的脸开始烧灼起来，脑袋也嗡嗡作响——是给气的！

那个陈清贫编辑居然如此批评我——“赵美萍你好，读了你的稿子，第一个感觉就是：你对写作真是一窍不通，既不知道用方格稿纸写稿，也不知道写一个优美感人的故事来打动编辑的心……”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陈编辑一定弄错了，因为我向来都是用方格稿纸写稿的，那些稿纸都是我从城隍庙批发来的、500格的上海明星纸厂出产的稿纸。至于不会编一个优美感人的故事——我自以为自己写的故事已经够优美够感人了。是编辑眼界太高了吧！

我憋着一股狠劲，晚上一下班，就给陈清贫编辑写了封回信——陈老师，您等着，我一定会写一个优美而感人的故事来打动您的心。

人的才情很怪。有时候，心灵宁静、快乐祥和反而写不出好文章。但心情如果受到某种情绪的刺激或影响，尤其是受到蔑视或嘲讽挖苦，人的心就像一座憋气的火山，急于喷薄而出！

三天后，一篇构思奇巧、语言优美、故事耐人寻味的文章被我寄往《知音》编辑部，依然寄给了那个“傲慢”的编辑陈清贫。

两周后，一个特殊的电话打到了技术科，电话那头，一个年轻好听的男声问我：“你就是赵美萍小姐吗？”在我说了一声“是”后，他说：“我是《知音》的陈清贫编辑。恭喜你，你这次写来的故事终于打动了我的心，也打动了我们主编的心。你的文章将刊登在今年《知音》的第7期，标题是《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

哦！老天开眼！没有哪篇文章的发表让我如此兴奋！我捧着话筒，激动得简直要语无伦次了。陈编辑继续鼓励我：“你的文字十分优美，我们的雷主编还特意赞扬了这篇文章呢！希望你再接再厉。”我兀自点头称是。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

想想那时真是自卑而幼稚，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话，只是与一位知名杂志的编辑说了几句话，我已经激动得满脸绯红了。

后来，那篇我在《知音》杂志上发表的**作《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的文章被好几家报纸转载过，还被广东佛山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反复朗诵。优美的文字与动人的故事打动了无数读者和听众的心。我还收到了从《知音》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

写作，像一根神秘的红丝线，连起了我与《知音》非同一般的缘分。

从1995年7月到1998年初，我在《知音》极其子刊《知音·海外版》就发表了7篇文章。其中《告别最后的伦巴》和《打工妹难嫁上海人》等文章尤其受到广大读者好评。后来，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便以《打工妹难嫁上海人》这篇纪实文章为主线，采访了我和其他两位在上海打工的姐妹。这是后话。

那段日子，我的写作顺利得无以复加，几乎写一篇发一篇。并且都是省级以上刊物。接触纪实文学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生活类杂志高昂的稿费令我兴奋，第一笔最高的稿费就是《知音》给我的。那篇《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一文，不过两三千字，却得到了370元稿费。也就是这笔稿费，奠定了我写纪实文学的信心！

渐渐地，有全国杂志的编辑主动向我约稿了。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从低声下气给杂志投稿，到被编辑主动约稿，其间的转变谈何容易！

为了学会写纪实稿，我学会了采访。我先是从报纸上找新闻线索，然后按图索骥去联系。没有记者证没关系，我发表过的文章就是最好的佐证。

有一次，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则感人的小消息：一对年近七旬的老教师夫妇，终生未育。几年前，她们请了一个安徽小保姆照顾他们的生活。小保姆带着一个出生才几个月的女儿。不幸的是，那个襁褓中的婴儿竟得了肺炎，小保姆害怕为女儿劳民伤财，竟狠心地将婴儿抛弃在医院自己逃之夭夭了。于是，善良的老教师夫妇承担起了抚养弃婴的重任。六年后，这名小弃婴在老教师夫妇的引导和培养下，竟成了一个琴棋书画无一不通的小“神童”……

这个感人肺腑的真情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按照报纸上所写的地址，带着一束鲜花，找到位于四川北路昆山花园路的老教师的家，恳求他们接受我的采访，并拿出自己发表过的作品，请他们过目。开明的老教师夫妇被我的真诚打动，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这篇纪实文章后来发表在了《恋爱·婚姻·家庭》杂志上，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至此我相信，生活永远是精彩的。所有精彩的故事都深藏在民间，在普通老百姓的身上。这种认识，对我后来的记者、编辑职业有很大的帮助。

在还属于自由撰稿人的时候，我就是用这种简单可行的“笨”办法，采访了很多有价值的纪实文章。有句老话说得十分精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自己想去做，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发表过我文章的杂志被我一本本珍藏了起来。每当感到困惑或感到疲累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翻一翻，激励自己不能懈怠。每当看到这些文字，就想起那一个个不眠之夜的苦熬，想起那些从心底里流淌出的泪水与欢笑，想起那些被我从粗砺的泥土中刨出的文字宝贝，曾带着我的体香与希望，像是从我血管中剥离的一颗颗珍珠，一点点垒起了我文学梦想的殿堂！

《知音》杂志社的出国笔会定在1998年3月，为此，我还请假回老家办理了出国旅游签证手续。为了让我出去旅游时不至于太过寒酸，川取出了所有积蓄让我带在身边，总共约5000元人民币，这也让我尤为感动。因为在那时候，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了。然后，他陪我去买了一个深绿色的硬壳行李箱，花了一百多元钱。

3月中旬，我向老板张华请了十天假，开始了我的悠然之旅。

3月12日，在上海虹桥机场，有个怯生生的女孩拖着一个深绿色的行李箱，捏着机票，向出境通道走去。机场工作人员彬彬有礼地请她留步：“对不起，小姐，您还没换登机牌也没买机场建设费呢。换登机牌在21号窗口，机场建设费在那边买——”工作人员挥手指点告诉她方向，而她早就面红耳赤了，她像个企图蒙混过关而被抓住现形的犯罪分子，慌乱而紧张地退出队伍，拖着行李箱尴尬地走出去——这个没坐过飞机、没见过世面的女孩，就是我。

当我赶到深圳指定的酒店，全国二十多名《知音》杂志社邀请的作者已经从全国各地赶来汇合了，第二天即赴香港，然后飞往泰国。

到了深圳，又一层自卑笼罩了我。在那么多的作者里，只有我的身份最卑微——打工妹。其他作者要么是编辑、记者，要么是法官、律师、作家等等。每个人都有着体面的职业。在聊天的时候，有人随口问我毕业于什么学校？学的什么专业？现在做什么工作等等，我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放在如今，打工根本不是什么卑微而羞于启齿的身份。没有学历，也没什么好自卑的。但在当时，这些问题却像飞镖一样，个个射中了我那可怜的自尊心。我想了想，带着一丝虚荣的心理回答人家：“我是在复旦大学自学的新闻专业，现在在一家电子公司上班。”说完，我感到自己的脸颊在偷偷发烧。

让我稍微恢复一点自信的，是《知音》杂志社雷一大副总编对我写作水平的肯定。雷总编是特意从武汉赶来深圳给我们送行的。在当晚的晚宴上，雷总编对每位作者都做了认真的评价和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在说到我时，雷主编用带着湖北方言的普通话说：“赵美萍是这次作者笔会中年龄最小的，但大家别看她年纪小，这几年却给《知音》做了不小的贡献，大大小小的文章发了六七篇。这个作者的特点就是文笔优美飘逸，故事浪漫动人，擅写心情故事，是个潜力不错的写手，希望你继续支持《知音》，继续支持陈清贫……”

有时候，人的虚荣心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就雷总编的这席话，在别人听来也许如春风过耳，但我却铭刻于心了。

有时候，人的自信和自卑可能都只源于他人的一句评价。

现在的我当然不会如从前那么虚荣和自卑了，我会坦然而大方地告诉别人：我只有小学毕业，做过采石女，端过盘子，做过缝纫女工……因为我明白了：人之所以活得沉重，是因为把过去的阴影压在心上；之所以活得自卑，是因为总是在光明中注视过去的阴影。

68

快乐的假期开始了。从香港到泰国，所见所闻让我这个来自安徽农村的村姑眼界大开。那时候，香港刚刚回归，很多内地游客赴香港旅游，满大街都可以见到说普通话的内地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住五星级饭店，第一次游览海洋世界，第一次发现这个弹丸之地的种种魅惑与繁华。从前只有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的香港，此刻活生生地展现眼前，让人有种失真般的不知所措。之前，我曾听过艾敬的歌《我的1997》，她在歌中唱道：1997快些到吧/八百伴的衣服究竟是什么样/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HONGKONG/1997快些到吧/让我站在红勘体育馆/1997快些到吧/和他去看午夜场……

可是，当我真正地来到香港，我并没有去八佰伴，也没有去红磡体育馆，因为囊中羞涩，更因为一片茫然。这个城市像天堂，但我不过是一只卑微的小麻雀。

而这次旅途我最大的收获，是一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机遇悄然来临。

这次《知音》杂志社派出的笔会旅游团“团长”是总编室主任钱钧（现为《知音》集团副总，和编辑郝培文（现为《知音》上半月刊执行主编）。在香港一次饭后闲聊的时候，钱主任无意之中向作者透露：因为发展需要，《知音》杂志社即将面向全国招聘记者、编辑，下一期的《知音》杂志上将刊登出招聘启事。

我的心猛烈地跳了一下，像被狠狠敲击了一锤的钟。

曾经，我在电话里对我的责编陈清贫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好羡慕你们这些做记者编辑的，成天在国内飞来飞去，见多识广，多神气，多风光。如果我这辈子能做上记者编辑，我会磕头烧高香的……”陈编辑多少了解一点我的出身和学历，他善良地揶揄我：“这个希望有点渺茫哦！没有哪家单位不注重文凭和学历，除非奇迹降临。你还是乖乖地做写手，给我写稿子吧！”

编辑、记者，对我来说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职业！但对一个只有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来说，又是一个多么遥不可及、异想天开的梦想！我只能在无望的希望中等待奇迹降临。

现在回头想想，这个奇迹是必然会来临的。因为我早就准备迎接它的来临了——如果我不是天生就喜欢写作，如果我没有给《知音》写稿，如果我没有参加《知音》笔会，如果——如果我不是一个善于捕捉机遇的人——那么，机遇一定不会在拐角处等我，即使等了，也未必被我发现，即使被我发现了，也未必会被及时抓住！一切，都是冥冥中因果的注定！

机遇，只为准备着的人而准备着。

机遇，时刻在人生的拐角处张望着，等待着一双发现它的眼睛。

“我想去《知音》应聘，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在心跳平缓之后，怯怯地问钱主任。他说，这次招聘是有条件的，如果你条件符合，当然可以去应聘。尤其你给《知音》写过大量稿件，熟悉《知音》的风格，领导一定会考虑优先录取。

真是一句令人感激不尽的鼓舞精神的话语。但我出于虚荣和自卑的心理，我没有告诉钱主任我的文化履历只有小学毕业。我想等回去之后，看到《知音》上刊登的招聘启示后再说。

有了这个希望的支撑，我的港泰之旅变得美妙无比。

8天后，我带着一叠漂亮的照片和愉快的心情回到了上海。在广州转机回上海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在机场买了一本1998年第4期《知音》，翻到最后一页，激动人心的招聘启事映入眼帘。可我一看完就泄气了。那看似简单的三条招聘要求，有两条对我来说是致命的——

第一条：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第二条：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第三条：发表过十万字以上的作品。

如符合以上三个要求，应聘者可在三个月内将简历和作品复印件寄往武汉知音杂志社总编室。

这三条要求里，也就最后一条我能勉强符合。这道希望之门，对我来说门槛太高了。

回到上海之后，我迫不及待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川，征询他的意见。他的身上有个优点我十分欣赏——他虽然自己比较安于现状，但从不干预或阻拦我的发展，我想做的事情，他除了适当的帮我分析利弊之外，决策权还是交给我。因此，当我告诉他，想抓住这次机会，向《知音》毛遂自荐时，他只是说：“如果你不做就会后悔的话，那你还是去做吧，不管成不成，求一个心安。”

“如果我成了呢？”

“那你不就心想事成了吗？”

“那我可能就要去武汉工作了哦！”

“那你就去呗，反正这是你梦寐以求的。”

“那我们不是要分开了吗？”

“那怎么办？你要想做的事情，我不让你做，你会高兴吗？”

他的口气看似豁达，实则包含着一丝无奈。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但我无法说服自己的“野心”。

那几天，我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每夜辗转反侧地考虑：大名鼎鼎、全国发行量第一的《知音》杂志会把一个小学生放在眼里吗？人家会不会看到我的简历就把它塞进了垃圾桶？小学毕业生想当知名杂志的编辑记者，开国际玩笑吧？

勇气像潮汐一样涌起又落下，落下又涌起。川看我犹豫不决又不死心的样子，还是鼓励我：去试试看吧，不然你也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反正试试看，你也不损失什么。

是的，他的话有一定道理：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要尝试和争取！如果连尝试都不敢去做，何谈成功的希望？有时候，机遇只给你一丝门缝，关键是你是否有勇气去推开它。机会，有时就是一列失不再来的末班车，如不及时搭乘，将会遗憾终身。尝试很简单，只需勇气。

于是，我将我所有发表过的作品全都复印了一遍。然后装订整齐，用特快专递寄往《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但是，我没写简历。不是忘记，而是故意没写。我希望《知音》杂志社的领导被我的文章打动，而忽略我的学历。邮走资料后，我**地暗暗祈祷——命运之神啊，请你垂青我吧！

就在我为将来的命运默默祈祷的时候，我不期然地接到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编导沙碧红的电话，她说是看到《新民晚报》上刊登的《打工妹飞出国门》的报道后知道我的，想约我做一档节目。原来，就在我飞往香港和泰国参加《知音》笔会的同时，《新民晚报》的特约通讯员申明坤得到这条消息后，写了一篇通讯，发表在了《新民晚报》上。结果，全上海人都知道了：有个仅仅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因为勤于笔耕，被全国著名的《知音》杂志社邀请出国旅游了……一夜之间，我成了上海打工一族的佼佼者，成了所谓的“名人”。这是我回到上海后才知道的。

电话中，沙碧红编导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她也看到了我写的刊发在《知音·海外版》的《打工妹难嫁上海人》那篇文章，她想以此文为主线，拍摄一组打工妹在上海的打拼和情感经历。我作为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打工妹代表出镜。

上电视啊，而且是中央电视台，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回家和川商量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却有些顾虑，觉得这样做有出风头之嫌。或者，在他的内心里，并不希望我“出风头”。我说：“可我已经答应沙导了，怎么办呢！”

“随你吧，唉……”他叹息一声，不再多说。

采访是在我们的小出租屋里进行的。狭窄的房间令摄像师赵布红先生十分犯难。最后，他们让我坐在床上，赵布红将摄像机固定在床对面的角落里，而他自己只能委屈地蜷缩着了。在我接受采访的时候，川竟然躲了出去。我有些生气和懊恼：不管怎样，你该在家陪着我吧？

令我难为情的是，我不仅不会化妆，也没有化妆品，就那样素面朝天地面对镜头。更让我沮丧的是，我根本没有漂亮衣服，沙导在我简陋的衣柜里翻来翻去，只翻出一件我自己做的白衬衫，配上石川先生送我的那条格子裙裤，加上一条米色背带，稍微有点洋气的样子。但因为是坐在床上，整个人看上去显得臃肿。我暗暗懊悔，早知道这样，该去买件新衣服的。

第一次面对镜头，我紧张得说不出话，脸涨得通红，说话词不达意，结结巴巴，沙碧红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喊停，一次又一次让我放松点，自然点，不要紧张。我想放松，但是灼热的灯光炙烤着我。我不得不频频喝水，使自己放松，但喝水时拿杯子的动作又是那么生硬做作……唉，天生不是做演员的料。我不由想起一句话：生活本没有导演，但我们每个人都像演员，为了合乎剧情而认真地表演着。

第一天整整拍了四个小时，直到深夜，总算拍完了一部分。沙导说第二天还要去拍服装厂，她已经和服装厂负责人都联系过了。

因为太过激动和兴奋，我的偏头痛又犯了。每次犯病，左边的脑袋里就像伸进了一只钩子，不停地在里面钩动着神经。有时候，又好像血管堵塞了一样，沸腾的血在表皮下突突地跳着，像要寻找一个缺口，喷薄而出，粗涨的血管隔着皮肤清晰可见。每当偏头疼发作时，百服宁就成了我的救命药。

但是，这天的头痛有点蹊跷，我吞了一颗百服宁，用拳头抵着额角，想努力睡过去。可脑袋像一座急于喷发的火山，沸腾着，狂躁着，折腾得我死去活来。川早已在我身边呼呼大睡，根本不管我的头痛。我只得爬起来，昏沉沉地再服了一颗百服宁。没想到从此落下祸根，以后每次头痛，总要服两颗百服宁才见效。

没想到第二天的采访十分顺利，出乎我的意料，服装厂领导还设宴招待了沙导一行。有半年没见面的石川先生左右端详着我，说我变了，变得自信而有气质了。我笑着对他说：“这都是您教我的啊。去年您给我送行的时候，送了几句话给我，我一直记在心里呢。”

“因为你值得我指教啊！换了别人，给我钱，我都不指点他。”石川先生笑眯眯地说。是的，这话我相信。有些话，是值得铭记一生的。有些人，是值得敬重一生的。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永远铭记与敬重那些指点过我人生迷津的人！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指点别人的缺陷，修复别人的自信的。唯有那些值得别人指点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幸运。

69

仿佛天意注定，我的命运在1998年这个平淡无奇的春天苦尽甘来。4月初的一天，《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主任钱钧给我打来电话，通知我去《知音》杂志社面试，他说老总对我写的文章十分欣赏。在全国各地上千名应聘者里，我是为数不多的十多个得到面试通知的幸运儿之一。钱主任让我赶快将自己的简历传真过去，在所有应聘者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交上简历。

这个消息，真是让我又惊喜又为难。惊喜的是，面试就意味着有一半的成功希望了，我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知音》杂志社的门槛！而为难的是，我的简历如何去写呢？如果我说出只有小学毕业，刚刚萌芽的希望会不会就此夭折？

但我也只能实话实说告诉钱主任：“钱主任，不好意思，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所以没有什么简历，也没有文凭，我在复旦自修的新闻专业还没有通过全部考试呢！我写文章，全是靠天分自学而成的……”钱主任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嗯，我已经比较了解你了，但按照杂志社规定的应聘程序，你还需交一份简历，我们要存档的。要不你口述一下自己的简历，我帮你写一个吧！”

于是，我通过电话，简单地把自己的“简历”向钱主任介绍了一遍：“1970年1月1日出生（其实是正月初一，但身份证上是1月1日），籍贯江苏，1983年小学毕业，1984年—1989年砸石头，1989年8月至今在上海打工……”

说完了，我忐忑地问钱主任：“我没有文凭，还有希望吗？”

钱主任叹了口气：“这就不知道了，说实话，这次所有应聘者的条件都比你好，最低的学历也是大学中文或新闻本科毕业生。你是否能被录用，就看你的运气啦！4月14日上午9点在知音大厦面试，你准时赶来吧！对了，这批应聘者里，你来路最远。我们通知面试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湖北境内的。”

心被悬了起来——奇迹能发生吗？

回家后，我满怀喜悦的心情，将此好消息告诉了川，他依旧是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他淡淡地说：“这说明你已经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进入知音了，剩下的百分之五十，就看你面试时的表现了。”这一刻，我觉得他是那么善解人意，那么超然豁达，如果他说一个“不”字，我想我一定会犹豫自己的选择。但他没有，他始终对我“放任自流”，对我无比信任和迁就。没有他的支持，我的追梦之旅，一定不会如此顺畅。

那时候，从上海到武汉，坐火车约需二十多个小时。川建议我坐飞机去，说坐二十多小时的火车太辛苦，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心里又增一份感动。

工作怎么办呢？我犯愁了。

“你还是请几天假吧，等你通过了面试，再辞职不迟。”川说。

我没有立即表态，心里却另有打算——我想干脆辞职。

“那样太冒险了，万一知音不录你，这边工作也丢了，你怎么办？”听了我的想法，川毫不犹豫地反驳。在这点上，他开始固执己见。可我也像鬼迷了心窍，非要辞职不可。

直到现在，我都回忆不起当时为何会有如此大胆的举动。是为了让自己背水一战，孤注一掷？还是因为太过自信，认为自己一定会被破例录取？我都不不知道。只知道自己迟早会辞职，迟早会走上梦寐以求的文学之路。

当我跟公司老板张华辞职的时候，他很吃惊，因为当时莘庄办事处已经比较稳定了，如果我坚持下去，很有机会自己成为真正的老板的。我对张华说，挣钱固然重要，但比挣钱更重要的，是圆梦！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写作，现在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放弃的。

张华很惋惜，他认为我的离去，就像一个未来的千万富婆随手丢掉了一座金矿、赤足去追寻自己的所谓的梦想一样。

我说：“如果你现在在我面前放一堆钞票，和一个做编辑的机会，我一定会选择做编辑。因为我做了编辑，既圆了梦，也可以挣钱啊！”张华无奈地摇摇头，感慨地说：“你迟早会闯出名堂的，因为你的心太不安分了。”

1998年4月12日，是个云淡风轻的春日。暖风早就吹开了浦江两岸的绿叶。爱美的女孩子早就迫不及待的脱掉了毛衣，穿起了漂亮的衬衫和风衣。天是蓝的，阳光是温暖的，而心情，是愉悦的。这一天，我穿着白衬衣，牛仔裤，藏青灯心绒外套，白色的衣领从里面翻了出来，朴素淡雅，干净利落。而上了摩丝、看起来一丝不苟的短发更让我显得英姿飒爽。这也是我能拿出手的最好装扮了。

这一天，是我飞往武汉《知音》杂志社面试的日子。面试是在14日，我决定提前一天到达武汉，熟悉环境，以免临时紧张。

沙碧红导演知道我要去武汉面试，她鼓励我说：“小赵，如果你这次应聘上了，我们就要拍你离开上海、去武汉工作的镜头，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你是优秀的，一定能成功！”

这一天，我没让川送我去机场，因为他要上班。我一个人拖着那只深绿色的行李箱，先坐车到人民广场，再从人民广场转车到虹桥机场，路上辗转了三四个小时，终于到了机场。我乘坐的航班应该是晚上8:35分从虹桥机场起飞的。可是，也许是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话。当天，因一架韩国货机在虹桥机场降落时出了故障，导致当天的所有航班被迫取消。上万名旅客被滞留机场。其中就有我。焦急、不安、沮丧、无奈，是所有被滞留旅客的共同表情。随着时间的推延，大家越发怨声载道，有急事在身的旅客已经怒发冲冠，围着机场的值班主任柜台发火吵架，有的说要机场赔偿自己的损失，有的要求退票，整个机场大厅闹哄哄一片。据说这是虹桥机场百年难遇的“意外”，为什么偏偏让我遇上了呢？我的心有点沉：难道这是个不祥的预兆？

当夜，机场将所有滞留旅客拉到附近的宾馆饭店住下，等第二天机场解禁后出港。直到第二天晚上20：40分，我才乘上CZ3572次航班飞往武汉。夜色中的飞翔有点神秘，随着飞机的攀升，感觉自己距离地面越来越远，离天空越来越近。此时，我的心也随着飞机开始起飞——武汉，那个据说夏天热得像蒸笼的城市，会接纳我这个寻梦的外乡人吗？

到达武汉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夜晚的武汉有些朦胧，道路没有上海的宽敞，出租车没有上海的干净，建筑没有上海的气派，路灯没有上海的明亮……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有一点点失望。然而心底却有一簇明亮的火焰，不停地闪烁着。那是《知音》给我的希望之光。

当晚，我住在水果湖省委招待所，这是我的责编陈清贫介绍的。这一夜，我兴奋难眠，不知第二天的运气如何。我像一个**朝拜的佛徒，不远千里，不辞艰辛，来到自己久仰的圣殿。而《知音》，这座我心中的圣殿，会对我敞开它慈悲的胸怀吗？

四月的武汉感觉比上海的温度要高两三度，早上起来，就已经感受到太阳灼热的温度了。这是个十分晴朗的天气，东湖路上的法国梧桐正在扬花，飞絮铺满了一路。我知道那玩意儿钻进皮肤或眼睛就会奇痒无比，我很奇怪：上海的梧桐树早就被嫁接成了不会飞花的品种，为什么武汉的梧桐还继续飘扬着这种讨厌的花絮呢？

我终于站在著名的《知音》大厦门外了。我心中的圣殿啊，它竟然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15层大楼，如果不是大门口的外墙上挂着一块“知音杂志社”的铜牌，根本就无法看出这里就是名扬中外、发行量280多万（当时《知音》还是月刊）的《知音》编辑部。说实话，心里有点小小的失望。在我的想象中，《知音》杂志社应该是像上海的任何一座写字楼，气派非凡，辉煌大气的啊！

而来到编辑部，看到那些我崇拜得无以复加的编辑、记者们，那种亲切与温暖的感觉便回来了。听着陈清贫编辑介绍一个个编辑老师给我认识，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终于和本人对上号了，既新奇又激动。

紧张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前来面试的应聘者们已经陆续聚集在楼下的大厅里。面试现场设在二楼的会议室。我离开编辑部的时候，陈清贫编辑伸出右手，对我打出一个“V”字形手势，那是成功的祝福。

我深吸一口气，下楼，转弯，踏进楼梯左边尽头的会议室。那是我人生的考场。成败在此一举！

70

4月14日上午9点整，《知音》杂志社总编、社长胡勋璧、副总编雷一大、副社长周未水、知音编辑部主任关前、海外版编辑部主任张艺潇、总编室主任钱钧等几位《知音》杂志社的主考官鱼贯入场。我平时只是在杂志上见到他们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是期刊界名人，如今面对面，又是关系前途命运的求职考试，心里免不了有几分紧张。

大约近20个人参加面试，第一场考口试，每个人只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口试正式开始。第一位做自我介绍的是一所大学的年轻教授，外语相当过硬，给《知音·海外版》写过无数稿件；第二位是一家报社的主任记者，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第三位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

我的头皮在慢慢发麻。原先积累的自信，随着其他应聘者的侃侃而谈在慢慢泄漏。我该用怎样的表达，才能表现得与众不同，才能让这些严肃的主考官们对我这个仅仅小学毕业的打工妹刮目相看？我感到手指发凉，手心出汗，脸颊上肌肉僵硬，两颊燥热，这是我内心紧张的表现。

我将目光转向窗外，窗外的梧桐树正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太阳像一位慈祥的母亲，正温柔地梳理着梧桐树刚刚苏醒的叶片。这一刻，我忽然想起老家的母亲，想起贫寒的家境，想起小时候找村里的高中生借书看，想起在上海小屋中的灯下奋笔疾书的日子……那时候的自己，何曾想过会有一天站在著名的《知音》杂志社，接受面试考核呢？

我知道该怎样介绍自己了。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文凭是别人的财富！而苦难就是我的财富，我的大学！

轮到我做自我介绍了。我站起来，深吸一口气，这是关键时刻，一定要好好把握！我微笑着开始介绍自己：“我听了别人的自述，有点自卑，因为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没有令人骄傲的大学文凭……”

第一句话有了效果，所有主考官都从面前的资料上抬起头来，有些讶异地看着我。我受到了鼓舞，口齿渐渐变得清晰伶俐起来。我先讲了个“煽情”的小故事：“我从小因家境贫寒，只读到小学毕业便辍学回家，所以根本没钱买书看。幸亏我们村里有个高中生，他保存了一箱子的书和杂志，每次，我只能找他借一本，就是在他那个小木箱子里，我发现了《知音》……”煽情的开头将主考官们紧紧地吸引住了。接着，我话锋一转，说起自己的经历——我14岁辍学砸石头，19岁时到上海打工，挣到钱后，才开始每期购买《知音》杂志，并在打工之余自学写作，迄今为止已经发表10多万字的纪实作品……

最后，我说：“虽然我没有进过大学深造，但是，社会也是一所大学，我的经历就是一笔旁人难以企及的财富，它会使我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受益无穷。在此，我请求《知音》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不会使你们失望。虽然我没有过硬的文凭，但苦难这笔财富却是我一辈子也用不完的，因为有了这笔财富，我会比其他人更懂得生活，更懂得人生，更懂得人情和人性……世界上有很多大学生出身的编辑、记者、作家，但是，世界上又有几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砸过石头、端过盘子、做过流水线缝纫工的编辑、记者以及作家呢？我就想要做那一个！请知音给我这个难得的机会……”说完了，我发现主考官们的眼神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我已经没有了紧张，取而代之的是坦然和放松。

口试完毕。我们离开考场的时候，一位叫罗志松的某报社主任记者（现为《知音》编辑部主任），走过来对我说：“小赵，听了你的自我介绍，我都自愧不如了。如果这次招聘只有我俩竞争，我一定把这机会让给你！”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却让我无比感动。

接下来笔试，考我们对《知音》杂志的理解或建议，还要现场编辑一篇文章。我以自己这么多年来对《知音》文体与风格的理解，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多字。文章编辑得也很顺利。

考试结束后不久，钱主任悄悄告诉我：“《知音》领导对你的印象很深，胡总要破例接见你一次，下午两点半，你准时到胡总办公室。”

那一刻，我几乎听到花开的声音！经过漫长的孕育和坚持，希望就要绽放了。

下午两点半，杂志社上班了。我准时来到四楼胡总的办公室。面目慈善的胡总不魁梧，也不高大，却有一个充满智慧的大脑门和一双历练洞达的眼睛。他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都是关于我的家事和我的打工经历，我都一一如实回答。胡总接着问：“做编辑和记者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风光，其实很辛苦，要经常出差，每月要编写几万字的稿子，你能坚持吗？”

我实实在在地回答：“其实，工作中再多的苦，也没有我小时候经历的苦难多，而且我非常热爱这份工作，它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业。我相信，热爱加上我非同常人的人生经历，使我一定能胜任这份工作……”胡总一边听，一边不露声色地点着头。最后，我斗胆问胡总：我有希望吗？胡总平静地说：“录用与否，还必须经过编委会研究决定。你回去等消息吧！”

走出胡总的办公室，我长吁一口气——我争取过了，我努力过了，成功与否，那是上天的决定，我已无遗憾，我已经心安了。不是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吗”？剩下的，就看老天是否开眼，是否垂青于我了。

面试后第二天，我飞回到上海。

三天后，钱主任通过电话告诉我一个“石破天惊”的好消息：“你被录取了！随时可以报到上班！”

“真的？”虽然心里早有准备，可依然不自信地喊出这句废话。刹那间，就感到有股热流涌进鼻腔，逆流而上冲进了眼眶，此时此刻我真的有种想哭的冲动。乌鸦真的飞上了高枝？逆流真的变成了顺水？全新的阳光照进了生命？我的人生将掀开华美的乐章？

我抑制不住喜悦，给一直等我回音的沙碧红导演打电话，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她一听，也情不自禁地在电话那头叫起来：“小赵，太棒了！我就知道你能行！我们还要拍你离开上海去武汉的镜头……”

不知道是不是多年来养成了独自承受的习惯，不管宠辱悲欢，我都不会广而告之，况且，我也没有几个可以分享心情的朋友。就连家人，我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他们这个喜讯。

当我真正决定离开上海，也就意味着和川的分离。一天晚上，川终于期期艾艾地问我：“你会不会一去不回了啊？”

“不会！”我的回答斩钉截铁。纵然生活平静如波，纵然婚姻平淡如水，纵然爱情已变亲情，彼时彼刻，我还从未想过要打破这份平静，独自劈波斩浪而去。13岁相识，15岁暗恋，20岁同居，26岁结婚……生活如同一瓶强力胶，早已渗透我们身心的所有缝隙，我们从内到外都已合二为一，成了一个婚姻中的“连体婴”。生活中，我们是夫妻，也是兄妹，他是左手，我是右手。纵然有时候，我们觉得左手和右手配合不默契，开始互相不满，互相厌弃，甚至到最后认为对方的那只手只剩下摆设的作用，但我们都不愿轻易割舍对方。因为割舍对方是需要勇气的，轻则撕扯得皮开肉绽、鲜血横流，双双致残；重则鱼死网破、同归于尽。而人们都喜欢追求表面和心理上的完整和完美性，在尚可委曲求全的情况下，宁愿保持现状——除非那只手臂患了癌细胞，只能割弃保命。所以说，当爱情消退、亲情滋长的时候，婚姻反而更牢固，虽然这是一种自欺欺人、掩耳盗铃般的牢固。要不，为何失去肢体的残疾人，都会想方设法去安装一副假肢呢？——很多婚姻的最终模式就是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圆润美满、生机勃勃，也许内在早已千疮百孔、奄奄一息。当然，那时我和川的婚姻，只能算是如同一只已经失去水分的苹果，还远不到千疮百孔的境地。

为了配合沙碧红导演的拍摄要求，我定了4月28日去武汉的机票，因为他们节目组必须4月底回北京。

临别那天晚上，我和川很久没有睡着，我第一次对他感到愧疚，我抱着他粗壮的胳膊，絮絮叨叨地说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让他不要怨我，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出人头地，能够梦想成真，能够改变现状，希望他能理解。“听说知音的编辑收入都很高，我想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买房子了。”我试图用美好的设想冲淡我们的离别伤情。

他默默地听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叹了一口气，说：“我当然理解你，有时候，我也很自责，如果我能够做得好一点，你就不需要这么辛苦地出去打拼了。人家都是男人撑起一个家，但我太没用，只能让你出去闯荡，这是我心里非常内疚的……”我听出了他声音里的哽咽。我不让他继续说下去，“我的性格决定了我的不安分，一个家，总需要一个做后方，一个做前锋的，我喜欢做前锋，以后挣了钱，我都交给你……”我尽量用轻快的语气说着，但心里，始终有股酸楚的滋味在萦绕。

那天晚上，川似乎有些恋恋不舍，紧紧抱着我，一遍遍不放心地问我：“你还回来吗？会不会一去不回了？”看到他忧伤的面容，我也不禁有些感伤。不管我们有过多少争吵和矛盾，有过多少冷战和怨气，可我们毕竟是夫妻，毕竟患难与共走过许多艰难的日子，爱情之中早已植入亲情，谁也无法轻易分开。我说：“我不会离开你的，或许，等我在那边站稳脚跟，你也会过去呢。再说，我每月都会出差组稿，我会争取经常回上海组稿的。”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但我知道，我不会离开他！

4月28日，我拖着行李箱，再一次来到虹桥机场，这一次，是要长久地离开这个我包容了我太多汗水和泪水的城市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陆兰亭老师来了，《新民晚报》的记者来了，毛毛来了，沈明坤和张旭贵来了，打工的兄弟姐妹们来了，他们带来了书，带来了鲜花，带来了拥抱和泪水……明明是去一个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地方，可我为什么会泪流满面？

我多么想和川紧紧地拥抱一次，可他躲在人群后面。连沙导喊他到前面来，他也不愿，我知道他不喜欢这种被人围观的隆重场合，可是，我就要走了，难道你不能拥抱我一下？给我一点鼓励和祝福？我有些怨恨地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的眼圈有些潮红，其实他是不舍得我的，只是不愿说出来。我的泪水不可抑制地滚落下来……我洒泪挥别上海的那一幕，被《半边天》节目摄入了镜头。

我就这样离开了生活了9年的上海，离开了这个让我爱恨交加的城市，就像我当初义无返顾离开故乡一样，我又一次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它。28岁的我，开始攀登另一座人生高峰。这将是一次奋不顾身的投入，是一次前途未卜的探险，是一次颠覆一切的挑战——我，一棵石缝中冒出的狗尾巴草，能否撑开如花的梦想？——我不知道。

小说谁的奋斗不带伤，打拼上海，风中扬起不屈的旗 试读结束。